外空损害赔偿责任机制在环境问题上的新思考
——从责任主体与求偿主体的角度分析

作者：杨瑞英


内容摘要 本文从外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出发，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外空环境问题的新特点：责任主体不明、求偿主体缺失。即而从其特点出发，结合当前的外空损害赔偿责任机制，对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针对责任主体不明、求偿主体缺失的情形分别进行了路径选择与制度构想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 损害赔偿 外空环境 责任主体 求偿主体


目 录

一、 日益突显的外空环境问题
（一）外空环境问题概况
（二）外空环境问题特点：责任主体不明、求偿主体缺失

二、 责任主体与求偿主体的法规现状
（一）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以下简称《外空条约》）的原则性规定
（二）1972年《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以下简称《责任公约》）的细化规定
（三）其他相关条约对外空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和求偿主体的规定

三、 现有规定在外空环境损害赔偿中的障碍分析
（一）当前损害赔偿责任机制在求偿主体缺失时的无奈
（二）当前损害赔偿责任机制在责任主体不明时的缺失

四、 解决障碍之路径选择
（一）求偿主体缺失时的路径选择
（二）责任主体不明时的制度构建

五、 结语

正文

一、 日益突显的外空环境问题

（一） 外空环境问题概况
1957年10月4日，苏联首次打开了外层空间的大门，从此人类开始走出地球，飞向太空。之后，随着空间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外层空间的各种探索和利用活动缤纷呈现：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载人航天的梦想成真、空间站的建造运营、月球上的漫步遨游……。随着外空活动领域的拓宽、项目的增加，外空活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军事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容忽视的外空环境污染问题。
外空环境污染是指由于航天活动而对空间或其某一部分带来过多的物质、成分、电波、辐射等，从而对空间环境结构和空间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和障碍。 目前的外空环境污染主要有：化学污染、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空间碎片 等，其中空间碎片日益成为空间活动的最大威胁。

（二） 外空环境问题特点：责任主体不明、求偿主体缺失
首先，外空范围广阔，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难以对人类活动的整个外空区域实施全面监控，即使依赖目前的登记公约，对有些空间物体尤其是空间碎片仍难以辨认其真正的主人，而由这些难以辨认主体的空间物体引起的损害日益增多，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法律规制，关键问题是如何确认责任主体。
其次，外层空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范围，它属于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而这种定位正是引发“公地悲剧”的诱因，对这一区域造成的环境影响，容易出现求偿主体缺失的问题，这种情况明显不利于救济受害者、保护外空环境。另外，外空活动还有可能造成公海、南极等其他全球公域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此时由谁代表全人类行使求偿权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此，对外空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和求偿主体进行清晰界定是解决外空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

二、 责任主体与求偿主体的法规现状

目前，并没有针对外空环境问题的专门国际条约，对外空活动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赔偿责任也没有专门的独立的规定，而是将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包括在外空损害赔偿责任之中，下文以外空损害赔偿责任为基础，研究现有外空损害赔偿责任机制对责任主体及求偿主体的规定在外空环境问题上的适应性。

（一） 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以下简称《外空条约》）的原则性规定
该公约第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其（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非政府的团体组织）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所从事的活动，要承担国际责任，并应负责保证本国活动的实施，符合本条约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凡进行发射或促成把实体射入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缔约国，及为发射实体提供领土或设备的缔约国，对该实体及其组成部分在地球、天空、或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使另一缔约国或其自然人或法人受到损害，应负国际上的责任。”这两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各缔约国因外空活动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对许多具体的问题并未涉及。
公务员法几个亮点与遗憾的解读
杨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4月27下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这部国内首部用于管理人事干部方面的法律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实行。（《竞报》4月28日）
公务员法的起草是从2002年8月开始起步的，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它的制订颁布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在这部法律中，有许多原来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所没有的亮点，这更加有利于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但是，公务员法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值得我们关注。
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权利救济作出了更加详细和可操作的规定：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还可以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同时，对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对于公务员对于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却没有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允许其寻求司法救济，公务员只能在体制内向行政机关申诉，而行政机关的处理程序毕竟不如司法程序具有中立性和程式化，因此救济渠道对于公务员说并不是十分充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公务员法中规定了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可以说，这一规定对于防止官员的期权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使得一些官员不能利用在职为一些关联企业谋利，在离职后再到该企业谋取好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另一更为重要的防止官员腐败的措施，国外称之为“阳光法案”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却没有被规定在公务员法中。官员申报财产制度不能法律化，就只能仅仅依靠现行党和行政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官员的获得“灰色收入”不能曝光于阳光之下，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这不利于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公务行为的依法进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抵制上级不合法命令的执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规定中的“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只是规定公务员对上级说“不”的义务，却不能体现公务员说“不”的权利。笔者认为，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公务员不但有提出改正或者撤销的意见，并且如果上级强令公务员执行的，公务员有权不予以执行并且可以向更上一级机关申诉要求改正或者撤销。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这一对公务员类别的细化，有利于具体界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更有利于对公务员的管理。但是，公务员法并没有区分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这使得对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公务员管理不能区别对待。著名行政法学家薛刚凌教授认为：这一分类将导致难以避免传统的公务员“品位”分类的窠臼，很难摆脱行政级别限制，导致公务员岗位的人事分离，对具体岗位职责缺乏严格界定。而职位分类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石之一，没有职位的科学分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对公务员进行科学管理，很难构建现代公务员制度。
因此，我们期待这部法律能对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起到有力的推动。但是，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在这部法律实施后，能认真分析其在实践中的利弊，及时调查研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及时提出修正的建议，使我国公务员管理更趋于规范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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