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在中国的蜕变与新生
——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简评

张军建、王 巍

（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本文简要地评论了“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主要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具体涉及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信托人才培养与管理等一系列前沿问题。
关键词：信托；信托法；信托业；信托市场


金秋十月，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实施三周年、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界要人、理论专家、实务精英等齐集一堂，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论坛以“加强金融创新，拓展现代信托功能，繁荣中国信托事业”为核心，旨在促进信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托理论与实务的互动，倡导和推动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运用。现将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加以简评，希望能对广大信托同仁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一、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二、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

1、对《信托法》的宏观评价。王连洲先生认为，《信托法》基本上保留了信托制度整体的价值功能与法律构造，信托的本质要义均已被继受和体现。但我们认为，《信托法》只是确立了形式意义上的信托制度框架，并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信托精神移植，一方面是起草过程中一些反映信托特质的优良条款最后被剔除了；另一方面，现有的条款中存在诸多相互抵触或与信托本质背离的地方。江平教授认为，《信托法》的颁布和实施有两大背景：一是民法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权法；二是社会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并且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诚哉斯言，由于《信托法》所处的背景（或环境）还不稳定和成熟，人们关于信托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还非常有限，所以立法中的不足就有待长期、渐进地完善。关于《信托法》将“委托人”作为信托当事人的重要一方而专列一节进行规定，王连洲先生认为，立法设计者可能是考虑到委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本来所有者和设立信托的发起主体，最关心信托财产的安全和信托目的的实现，因此重视委托人的地位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督权，有助于平衡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我们认为，这一制度设计是成功的，强化委托人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激发人们设立信托的积极性，确保受托人忠实地履行义务，并弥补受益人能力不足时的监管缺陷，充分体现了我国信托法制的特色。

2、对《信托法》的微观探讨。关于“信托”的概念（第二条）中用财产权的“委托”替代传统信托的财产权“转移”，王连洲先生认为，立法设计者可能是为了使国人在传统的财产理念上较容易地接受信托，既保障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完全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又兼顾委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权利的保障。但国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都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这种看似信托本土化的有益探索，实际上背离了信托本质、扭曲了信托原理，既不利于国际间的信托制度交流，也难以与已有的其他民商事法律区分开来。我们也赞成“通过相似概念，来彻底转化信托概念是不可行的”[ ]，套用传统的民法理论来刻意地解释信托的独特设计，最终只会扼杀信托制度的生命力。关于第十七条，洪裕硕教授认为，第一款参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释论，即设立信托前的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但该条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则可能被狭隘地解释为“把信托财产作为目的债权设定抵押权”。对此，我们建议对委托人的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信托财产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第二十五条，夏斌所长认为，第二款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还需从多个方面就如何“诚实、信用、审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作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诚实”、“信用”、“审慎”、“有效”之间的含义重叠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释时确立各自的衡量标准，以便于执法和司法。江平教授认为，第六十条中的公益信托目的需要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第六十二条中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需要真正明确到位，以切实保障公益信托的实效性。马亚明先生建议，《信托法》应尽快确认信托受益证书（合同）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王连洲先生认为，对信托财产应登记而未登记时不得对抗第三人、受托人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受托人因违规致使信托财产受损而对受益人承担责任等，作出更准确的规定。我们认为，还应对共同受托人共同处理信托事务（第三十一条）、受托人的保密义务（第三十三条）等加以明确，并且应对“受托人的忠实义务”等定型化的信托基本制度作出直接规定。总之，《信托法》的细节还需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成熟和完善。

3、信托法制建设。信托法的基本部分在各国都是相同的，其制定之后的重要问题在于怎样使信托法得到有效的运用和在适用上怎样对信托法进行确切而适当的解释。[ ]对于当前的信托法制建设，专家学者们最关心的是《信托法》的配套立法和司法解释。高传捷司长指出，与信托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完整的信托法制体系正在建构之中。人们纷纷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能早日出台《信托法》的司法解释。赖源河教授介绍了台湾地区修改“信托业法”的近况：对申请信托业务放宽限制和简化手续，以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信托业法制环境。内藤秀彦先生介绍了日本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最新修改动态：一是拓展了信托财产的范围（如知识产权信托）；二是扩大了信托业务中受托人的范围（如一般企业经营信托业务）。由此可见，当前信托法制的总体动向是放松规制和积极鼓励，因此有关部门也有必要适时调整对信托事业的严格管制策略。实务界人士还呼吁，尽快修改“一法两规”，及早出台《信托业法》。我们认为，当前的信托法制亟待统一，监管者也应严格依法监管（而不是依靠政策），从而为信托业务的开展提供稳定的预期。我们也期待，监管“监管者”的法律能早日出台，并在完善信托法制的基础上实现信托法治。

三、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

1、信托税制。目前，除了证券投资基金有特别的税收政策以外，我国的信托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税法规定来适用的。这大大增加了信托的运作成本，给信托当事人带来了很大负担。信托税制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信托机构和信托业务发展的脚步，并成为监管层和信托业界无可回避的共同难题。江平教授认为，当前由税法驱动的民事信托还未成为主流，税收优惠对公益信托的支持也明显不够。实际上，现行税法并未对信托财产移转的特殊性给予回应，现有的“一法两规”也没有把税收纳入调整范围，信托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的隔阂严重地阻碍了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发展。杨元伟副司长认为，首先应明确一个稳定的信托税收目标（保持中性、抑制或鼓励），并坚持税负公平、实际获益者纳税、公益信托优惠、前瞻性和便于征管的信托税制基本原则；其次，应完善信托财产的评估体系，以避免重复征税为主要出发点构建信托税制框架，并且要做到避免重复征税与尊重现行税制两相兼顾；再次，应优先考虑资金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调整证券投资基金的短期税收政策，依照明确的标准对公益信托给予税收优惠；最后，提高信托税制的立法级次，确保稳定性和系统性，从降低守法成本的角度不断提高立法水平。我们认为，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各个机关（尤其是税务部门和信托监管部门）通力合作，从信托的设立、存续和终止等各个环节入手，权衡相关主体的利益需求，逐步确立适合我国本土特点的信托税收规则。信托税制还要符合国际惯例，按照避免重复征税和受益人负担（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最大限度地降低与现行税制框架的摩擦，运用税收杠杆力促信托事业发展。

2、信托监管。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信托监管部门，目前由银监会的非银部履行信托监管职责，因此信托监管的总体水平与银行、证券、保险监管存在较大差距。夏斌所长认为，当前信托监管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银监会与证监会需要进一步统一监管政策，二是要改变以监管银行的方式监管信托公司。虽说信托监管也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但主要应围绕信托合同的设立与执行来指导和监督信托机构依法开展信托业务。由于其他金融机构广泛涉足信托业务，而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同一金融消费者的同一消费行为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因此信托监管中时常出现“政出多门”、“相互打架”的情形。高传捷司长也强调，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统一监管对统一信托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绝大多数人认为，应取消委托理财合同200份和5万元的限制，放松信托机构设置分支机构和开展异地业务的限制，改进资金信托业务中的募集方式（私募与公募）和托管方式（第三方托管）；不应把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信托机构的主要指标，也不应对信托机构采取与银行一样的“监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同时，分类监管、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产品标准化、内控机制等也是信托监管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信托监管应以受托人义务为中心，强化信息监控，以监管促进自由竞争，并激励持续的自觉创新。在我国金融体制不断健全和成熟的大背景下，信托监管部门也应转变监管思维、加强制度建设、降低政策风险、提高导向功能，针对信托机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法采取宽严适度的监管措施，为建立有序的信托市场和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发挥指引作用。我们相信，在明确监管定位、增加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交流、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的前提下，“以监管促发展”的信托监管模式必定会逐渐成型。

3、信托业协会。与会者对即将成立的“中国信托业协会”寄予厚望，期待它在加强行业自律、协调监管策略、反映监管意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监管层希望信托业协会能够缓解当前信托监管力量不足的状况，分担千头万绪的工作；信托业界希望信托业协会能够成为信托机构的代言人，加强与监管层的交流。高传捷司长表示，信托业协会将在协调行业内部和外部关系、联系信托机构与业务主管部门、维护和促进信托业的健康规范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可能会把一些涉及信托公司内部的微观制度委托给信托业协会来制定。信托公司的管理层表示，成立信托业协会旨在加强整个信托行业的团结、对话和自律，消除个别成员的个别违规行为对全行业的不利影响，重塑信托业在监管层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崭新形象。我们认为，成立信托业协会将成为信托监管由单一的行政监管向复合的社会监管过渡的新起点，对于整合全行业的资源、反映信托业的利益、建立与银监会的对话机制具有深刻意义。虽然目前的主导思路是，把信托业协会定位为“半官方”机构，直接由银监会管理，以便增强权威性和统摄力。但我们认为，信托业协会最好是民间的、独立的纯行业性机构，成为真正反映信托机构利益的代言人。因为一个能够与监管部门平等、自由对话的行业代表才最符合信托机构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更有助于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和提高监管水平。

四、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

与会者重点探讨了民事信托、国有资产信托、信托融资、土地信托、房地产信托、资金信托、社保基金等热门话题，既有域外的成功经验，也有本土的有益探索；既有对现实运作的总结，也有对未来发展的设想。例如，江平教授提出民事信托在家庭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运用，前者主要体现在有效率地财产管理上，以解决我国目前财富管理分散化及由此造成的巨额损耗和浪费，如“家庭信托”；后者则至少在四个方面大有可为：①与职工福利或退休制度结合的信托业务；②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债权结合的信托业务；③与其它金融商品结合的信托业务；④与不动产结合的信托业务。近年来，信托机构紧跟市场需求，大力研发信托新产品，广泛拓展投资型、管理型和公益型信托业务，极大地彰显了信托在专业理财、高效管理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优势。但也不容忽视，层出不穷的信托产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曲解信托原理，缺少风险评估，违法违规操作，追求短期利益，缺乏稳定盈利，流动性差，等等。
我们认为，信托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应把信托原理与市场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又体现信托业发展的规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增强信托产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信托具有财产保全、增值、公益和导管等多样化功能[ ]，它通过理财、融资、投资和服务方式已广泛延伸到各个领域，不动产信托、人寿保险信托、离岸信托、信用见证、资产证券化、环境保护等都是时机成熟时可以深度涉入的业务，还可利用信托合法避税的功能研发节税产品。信托机构应努力开发信托资源，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核心产品，运用组合投资以分散风险，构建自己特有的客户网络和交易网络体系。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保证信托产品拥有顺畅的流通机制，并为信托产品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激励机制。随着民众信托投资习惯的养成以及越来越理性和成熟地投资，信托产品在设计和开发时也应更好地平衡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五、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

1、信托业的整体困顿。回首1919年信托业在中国萌生和1979年重新崛起，我们不禁惊叹信托在各种制度环境下的旺盛生命力。但是，追忆25年来信托业的五次清理整顿和其间的种种变故，我们也不由地为信托业的命运多舛而感慨。王连洲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信托业处在社会多方的打压之下，致使整个行业屡遭创伤、元气大伤，甚至招致社会对信托业未免有些苛刻的思维对待。信托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至今尚未摆脱沉重的历史阴影，也未能彻底改变在公众和领导者心目中欠佳的印象。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在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决策管理层面的，也有业务经营层面的。由于最近个别信托公司违规受惩，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纷纷担忧“第六次清理整顿”不期而至。虽然高传捷司长强调，不大可能出现从前的颠覆性事件，也不会再推倒重来。但我们认为，个别事件引发的危机效应正在逐步扩张，信托业因冲击而面临的整体困顿已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通过发现问题来反思和改革信托业的宿弊。毫不讳言，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外强中干”，其制度基础异常脆弱——急功近利的行业定位，缺乏信誉的市场环境，实力悬殊的同业竞争，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摇摆不定的发展走向，近乎空白的理论研究，等等。因此，小修小补的改良已无法根治信托业的痼疾，唯有彻头彻尾的改革方能使信托业获得新生，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2、信托公司的边缘化。虽然信托公司是我国信托业的主导，但信托业的范围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信托公司，还应包括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由于目前信托并非信托公司的专属业务，因此在信托领域与信托公司同台竞争的法人还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托业的劣势往往也是信托公司的劣势，但信托业的优势并不一定就是信托公司的优势。可以坦言，信托公司的问题比信托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因为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已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高传捷司长指出，在肯定信托公司成绩的同时，对部分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风险防范、资产质量、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王连洲先生认为，虽然历经数次整顿的信托公司在经营业绩方面并不逊色于其他金融同业，但给社会留下的“坏孩子”形象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很多信托公司的管理层都认为，信托公司已处于金融业的边缘，并且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正在步步加剧。因为目前信托只是四大金融支柱中的配角，信托主业的地位并未确立，而且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经受着同业竞争的巨大冲击。我们认为，信托公司首先应加快内部改革的步伐，诚信为本、合规经营，明确业务定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信托公司尤其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独立地与地方政府开展市场化合作。
中国政府 瑞典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７年１月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个人所得税；
　　２．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３．外国企业所得税；
　　４．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瑞典：
　　１．国家所得税，包括海员税和息票税；
　　２．对公众表演家征收的税收；
　　３．公共所得税；
　　４．利润分享税。
　　（以下简称“瑞典税收”）
　　二、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第一款所列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实质变动，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底和底土资源以及海底以上水域资源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瑞典”一语是指瑞典王国；用于地理概念时，包括瑞典国家领土、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瑞典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其它海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瑞典；
　　（四）“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税收或者瑞典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它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民”一语是指所有具有缔约国任何一方国籍的个人和所有按照缔约国任何一方法律建立或者组织的法人，以及所有在税收上视同按照缔约国任何一方法律建立或者组织成法人的任何非法人团体；
　　（九）“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总机构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十）“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在瑞典方面，是指财政大臣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议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关于本协定适用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国家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的国家的居民；
　　（四）如果其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国民，或者不是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总机构所在国的居民。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仅以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其它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仅以在该国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一）至（五）项各项活动的结合而设有的营业固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营业固定场所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一个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它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管理和一般行政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因借款所支付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也不考虑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取得的专利或其它权利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以及贷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所取得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以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企业的总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第一款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一、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而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的，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并且加以征税时，如果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该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上述调整时，应适当考虑本协定的其它规定，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该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该缔约国另一方也不得征收任何税收。

　　第十一条　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从缔约国一方取得的利息应在该国免税，如果该利息是支付给：
　　（一）在中国方面：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２．中国人民银行；
　　３．因直接或间接贷款或担保贷款的中国银行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并为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一致承认的金融机构；
　　（二）在瑞典方面：
　　１．瑞典政府；
　　２．瑞典银行；
　　３．因直接或间接贷款或担保贷款的瑞典出口信贷担保局、国家债务局和瑞典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合作基金会（“瑞典基金会”）；
　　４．瑞典政府指定并为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一致承认的金融机构。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所处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适当考虑本协定的其它规定。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适当考虑本协定的其它规定。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企业总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公司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其它股票取得的收益，该项股票又相当于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六、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该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的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受雇而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担任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高级管理职务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者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或特别基金支付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职员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或者
　　２．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的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时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培训或者获取特别的技术经验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下列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一）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学习、研究或培训的目的，从该缔约国一方以外取得的款项；
　　（二）政府或科学、教育或其它免税组织给予的助学金、奖学金或奖金；
　　（三）在该缔约国一方从事个人劳务的所得，在任何纳税年度中，该项所得不超过１８，０００瑞典克朗或等值的中国人民币。
　　上述第（三）项提供的优惠，仅延伸到为完成接受教育或培训所必要的合理时期，但以连续不超过七年为限。

　　第二十一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一、在开始前往缔约国另一方时是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个人，应缔约国另一方政府或应缔约国另一方教育当局批准的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或科学研究机构的邀请，停留在缔约国另一方，主要是为了在上述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对其在上述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或科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个人劳务所得，缔约国另一方应自其抵达之日起，三年内免予征税。
　　二、如果该项研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私利，第一款给予的免税不适用于该项研究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二条　其它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各项所得，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但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除第一款所述的以外，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三、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双重征税的消除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瑞典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瑞典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从瑞典取得的所得是瑞典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资本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其所得缴纳的瑞典税收。
　　二、在瑞典，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瑞典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中国法律和本协定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瑞典应按照瑞典有关外国税收抵免的法律规定（尽管该法律可能经常修改，但不改变其主要原则）允许从对该项所得征收的税额中扣除，扣除额等于就该项所得缴纳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虽有上述第一项的规定，瑞典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或取得的收益，按照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瑞典应对该项所得或收益免予征税。但这项所得或收益的主要部分应是来源于在中国进行的营业活动或独立个人劳务。
　　（三）虽有上述第一项的规定，中国居民公司支付给瑞典居民公司的股息免征瑞典税收，但应符合按照瑞典法律，假定两个公司都是瑞典公司时可以给予免税的股息为限。
　　（四）瑞典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应仅在中国征税，或取得的所得或收益，按照本款第二项规定应免征瑞典税收，瑞典在确定其累进税率时，可以考虑该项所得或收益。
　　三、在第二款第一项中，有关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所指各项所得“缴纳的中国税收”数额应认为等于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和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本款规定应仅适用于本协定生效的第一个十年，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可以相互协商延长此期限。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有所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款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税收负担，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更重。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根据本国政策或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该缔约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应适用于各种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含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任何情报，应与按该国国内法律取得的情报同样作为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公开有关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财政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将适用于在协定生效年度的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九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对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停止有效。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瑞典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有疑义，应以英文本为准。
　　注：本协定自瑞典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相互通知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典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　　　　　　　　　　　斯滕·安德松
　　　　（签字）　　　　　　　　　　　（签字）

　　　　　　　　　　　　　　　　议定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时，下列代表同意下列规定应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关于第八条和第十三条

　一、本协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政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签署的海运协定第九条规定的执行。

　二、实施本协定时，应认为空运联合体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在瑞典设有总机构，但第八条第一款和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仅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中的瑞典航空公司在该联合体中控股相应部分的利润。
　　关于第十二条
　　有关第十二条第三款，对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款项，应按该款项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征税。
　　关于第十五条
　　瑞典居民在空运联合体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经营的从事国际运输的飞机上受雇取得的报酬应仅在瑞典征税。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议定书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瑞典文、中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有疑义，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瑞典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　　　　　　　　　　　　斯滕·安德松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