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2010年第三季度全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通报

安委办〔2010〕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中央企业：

三季度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以下统称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要求，按照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各项部署，结合集中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突出预防为主、加强监管、落实责任，促进了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总体稳定。现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隐患排查治理进展情况

（一）总体进展情况。

据统计，1-9月，全国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生产经营单位达488.3万家，共排查出事故隐患708.7万项，整改率93.9%。其中：排查出重大隐患2.12万项,整改率75.2%。

（二）工矿企业进展情况。

1-9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生产经营单位达160.0万家，共排查出事故隐患292.4万项，整改率94.4%。其中：排查出重大隐患4588项,整改率77.5%。

（三）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进展情况。

1-9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生产经营单位达328.3万家，共排查出事故隐患416.3万项，整改率93.6%。其中：排查出重大隐患1.66万项,整改率74.5%。

二、三季度主要工作

（一）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各单位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组织学习贯彻，及时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方案或实施意见，把隐患排查治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明确要求，迅速动员部署，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安全生产集中检查和督查工作，推进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湖北省以贯彻国务院《通知》为契机，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切入点，着力推动企业主动排查隐患，实行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坚决克服一些事故隐患“常查常有，反复出现”的问题，逐步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广东省组织开展了第二阶段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以对第一阶段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回头看”检查为重点，督促各地将安全生产工作与“广州亚运会”安保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加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查漏补缺，严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活动，督促企业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不放过任何隐患。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活动，对今年以来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路段，全部列为挂牌整治路段，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势头。住房城乡建设部加大高温天气下重点设施安全生产监控力度，加强道桥和公交场站建设维护，加强对各类供气设施的安全巡查，及时排除故障和隐患，防范因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保障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安全运行。铁道部加强了对重点地段和行洪桥梁的监控检查，严格落实雨量警戒制度和汛期行车安全措施，积极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汛期和台风期的铁路运输安全。中国林业集团公司针对营林作业季节性强、临时雇佣民工多的情况，加强了对民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其安全生产意识，防患于未然。

（二）集中开展“打非”专项行动，严防非法违法事故。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集中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安委〔2010〕5号）要求，各单位认真部署，紧盯重点，分工负责，加强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以下简称“打非”）。河北省在国家确定的重点检查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执法检查的行业（领域），由省安全监管、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质监等部门选调精干力量、聘请行业专家成立了22个组100余人的执法队伍，在12个行业（领域）开展集中检查执法，把事故频发、隐患突出、非法违法行为突出的地区和单位作为执法检查重点，集中力量实施有效打击。贵州省结合本省实际，将非法违法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细化为71小项，并提出了87项打击措施和要求，已开展了执法检查4233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场所）1.02万家，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1.8万起。福建省及时下发了“打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要重点打击具有共性的及11个具有行业（领域）特点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到位。据统计，自“打非”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63.1万起。其中：查处无证或证照不全从事生产经营建设行为8.8万起，查处不按规定进行安全培训或无证上岗行为1.1万起，查处违法违规进行项目建设行为1796起，其他非法违法行为53.0万多起，有效地减少了各类因非法违法行为导致的伤亡事故发生。

（三）强化治理措施，加快重大隐患治理进度。

各单位在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注重强化措施，持续部署推进，突出监督检查，立足于治大隐患、防大事故。黑龙江省以开展“大检查、大整治、大教育、大宣传”会战活动为载体，深化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检查车辆110多万台，卸载货物3万多吨，罚款近700万元，落实重大隐患治理资金2亿元，加大了打击“三超”和治理重大危险路段的工作力度。北京市加强对重大事故隐患的监管，开通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重点企业事故隐患网上自查自报，并通过现场勘验和综合评审，确定了5项（600余处）重大隐患为今年第一批市级挂账生产安全隐患，纳入市政府挂账督办体系，初步安排市级财政隐患治理资金8000万元。海南省强化监控措施，在已查清182处重大危险源和安全生产高风险点的基础上，建立全省重大危险源和高风险点督导监控平台，把全省最危险点、最容易发生重特大事故点的安全受控状态一一展示出来，实施有效控制。

（四）吸取事故教训，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各单位针对今年以来生产安全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认真吸取教训，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山东省针对今年发生的几起较大以上事故，认真分析原因，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先后出台了《山东省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化工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和《山东省化工装置安全试车十个严禁》等文件。同时，运用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将一些典型的矿山、化工和烟花爆竹等企业的事故案例制作成光盘，免费发放到企业，督促企业深刻吸取教训，完善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发生。为深刻吸取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公司“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教训，交通运输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港口经营单位立即组织开展石油化工码头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装卸作业量大的油品码头和危险化学品码头进行重点巡查，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令其立即排除或限期排除。河南航空有限公司黑龙江伊春“8·24”特别重大飞机坠毁事故发生后，民航局立即传达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在民航业内开展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行业内出现的思想麻痹现象，以及专业人员资质、航空公司和机场等部门设施设备和保障能力、民航从业人员按章办事等情况，要求大检查既要以小航空公司作为检查重点，又要加强对大航空公司的检查，确保检查无遗漏、无盲点。

（五）加强制度建设，构建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各单位在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着力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轨道。湖南省印发了《湖南省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制度（试行）》，规定重大隐患挂牌督办按照分级属地和行业主管的原则进行，地方政府能够自行组织、督促整改的重大隐患，由地方政府挂牌督办，行业（领域）突出的重大隐患，由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省级有关职能部门挂牌督办。江西省出台了《江西省市县属和乡镇煤矿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试行）》，规定对查实的事故隐患，给予举报人奖励，举报的事故隐患使煤矿企业及时纠正了违规行为，或紧急避免了事故发生的，将给予100元至5000元的奖励。上海市建立了“四级责任、三级督办”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机制，对今年确定的7项市级和30项区县、行业管理部门督办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逐项落实督办责任，定期对治理情况进行通报，已分别完成了5项、22项整改任务。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总体情况看，今年第三季度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展情况较好，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一些地区和企业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认识仍不到位。

一些地区和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全面、不彻底，排查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较大、重大事故还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对属地企业，尤其是对规模以下小企业底数不清，隐患排查治理存在漏洞和死角。

（二）部分行业（领域）重大隐患整改率较低。

从统计数据分析，今年1-9月，全国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和单位重大隐患整改率同比分别减少了6.4和7.8个百分点。其中：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有色、道路运输、公路养护施工、水上运输等生产企业，以及学校、商场和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水库等行业（领域）企业和单位重大隐患整改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少数地区和单位重大隐患治理工作进展仍缓慢。

有些地区重大隐患治理进度缓慢，个别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分析，今年1-9月，在工矿企业中，有11个省（区、市）重大隐患整改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在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和单位中，有16个省（区、市）重大隐患整改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四）一些地方打击非法违法工作不力，事故仍时有发生。

一些地方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打击不得力，因非法违法行为导致的事故仍时有发生。从统计数据分析，有的单位“打非”专项行动进展缓慢，力度不够。

（五）有的地方和单位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报送不及时。

少数地区和单位对隐患排查治理和“打非”专项行动信息统计、报送工作仍不重视，存在没有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打非”专项行动信息统计、统计数据不准确、上报统计数据不及时，以及尚未开展总结分析工作、没有上报季度总结材料等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国务院《通知》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要以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动力，进一步抓好国务院《通知》的贯彻落实，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务院《通知》精神上来。要充分认识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各单位要结合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各项部署，认真总结前一阶段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经验、做法，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切实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长效机制，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二）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切实从源头上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各单位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积极研究对策，加强联合执法，强化综合治理，齐力攻坚克难，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抓好抓实，努力争取更大的实效。一是进一步把底数摸准查清，使应该排查治理隐患的企业和单位全部开展排查治理工作，着力消除死角、盲区。二是进一步把“打非”专项行动做到位，针对前一个阶段非法违法行为突出的类型、行业（领域）、地区，紧盯重点、难点，采取联合执法，实施严厉打击，始终保持“打非”的高压态势。三是强化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和公告制度，对各类事故隐患要坚决做到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切实提高各类隐患尤其是重大隐患的整改率。四是进一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加强监管、落实责任，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到位的企业，坚决依法予以关闭取缔。五是进一步把管理措施跟上去。排查是基础，治理是手段，完善管理是治本之策。要夯实基础，建立台账，加强考核，持续改进，不断提高隐患管理乃至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扎实做好四季度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针对年底前工业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季节性等特点，认真落实责任，进一步推动和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部署。要结合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深化组织部署，进一步明确目标、责任和工作要求，尤其要充分调动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基层。二是加强协调配合。要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的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作用，完善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加强调查研究、联合执法和典型引导，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三是加强监督检查。要坚持经常性监督检查，加强重点专项检查，加强对重大安全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公告制度的检查。四是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群众举报的重大安全隐患，要及时查处，并向社会公开曝光。五是加强宣传发动。要把宣传发动贯穿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始终，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宣传效果，动员和引导各单位、企业及职工，全面理解、参与和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进一步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持续好转。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对解决执行难之执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杜翔祥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是实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执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能否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责和贯彻落实党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系到能否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在进入执行程序，采取执行措施后，有相当一部分义务人有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而难以执行，即“执行难”的问题十分突出，时下，人们把这种执行不能的裁判文书称之为“法律白条”。它不仅严重的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法活动，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培育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当前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不满意之所在，这一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因此，认真分析、探索和解决"执行难"，强化执行体制和方式改革，改善执行工作，全面正确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势在必行。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既有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诸多外部因素，主观上也有自身机制及立法、执法中诸多环节不够键全、完善的内部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制约和影响的结果，所以说，执行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社会性极强的工作。笔者结合多年来从事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导致"执行难"的成因，认为归纳起来大致可区分为内、外部因素两种影响。外部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一、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利益，制定违反法律的规定或文件；或者对具体案件制发函文，阻碍或限制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二、基于人治观念而存在的各种非法干预严重，少数领导干部由于种种原因，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三、企业困难，强调稳定第一。四、当事人难找，可供执行财物难寻，协助机关难求。五、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力偿还债务。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停业后无权利义务承受者，也没遗留财产或财产难找。七、有关单位协助不力或拒绝协助。八、法院之间司法协作力度不够，委托执行案件结果难以落实。九、被执行人钻法律空子，在多家银行开户。十、国家关于企业管理的法规不键全、不科学，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或阻碍执行工作，甚至暴力抗法。十一、特殊企业难碰，受到干预的难办，等等。
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是指法院内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受现行体制约束，不能真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制约着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多年来形成的"重审轻执"的思想依然存在。有些审判人员认为把案件审理好是自己的职责，至于执行人员能否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执行到位，则与其无关，较少考虑到执行的因素。三是判决不公或因法律文书的制作质量不高而造成的执行难。在执行程序中，因判决不公而导致被执行人抵触情绪较大，影响执行；因法律文书存在不同程序的差错，有些案件执行标的表述不明确、不具体或对案件事实没有搞清，就匆忙调解或判决，虽然在是非责任上没有大的问题，但由于事实不清在当事人之间容易发生争议，以至无法执行，无形中增加了许多执行困难。四是有些关于执行的法律依据不够具体，又过于原则，在使用上容易产生模棱两可理解，不可避免地出现随意性。五是法院之间委托执行效果差，不够重视。受托法院不能及时依法执行或不及时向委托法院通报案件执行和被执行人情况；再有就是委托法院催办执行不主动。六是执行条件较差，不利于执行。缺乏必要的现代化通讯设备和足够的交通工具，容易丧失执行的最佳时机。七是诉讼保全措施不力，有的审判人员对义务主体的某些动产或不动产应该查封或扣押的，没有及时查封或扣押，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其财产早已不知去向，不动产也早已转卖他人，钱物两空，使执行无从下手。八是部分执行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作风不过硬，执行方法不当，工作效率低。九是部分执行人员存在畏难心理，执行工作政策性较强，有时难以掌握执行力度的大小和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常常是执行做了许多工作，但仍不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可，没有掌握足够的执行艺术。十、法院执行力度不够。十一、执行工作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等等原因。
针对以上内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不可否认，各级人民法院一直在试图解决执行难问题。如有法院出台了限制债务人高消费办法，有法院采取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和有偿举报被执行人和被执行财产的举措；有法院利用新闻与媒体公告债务人名单做法，有的搞集中执行、搞“执行会战”的等等，上述法院的做法虽然一时能收到明显效果，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执行难的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执行体制，设立大执行区，消除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
在执行机构设置上，综观世界各国，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设置于法院外部；二是设置于法院内部；三是折衷模式。我国大陆目前就采用第三种模式。该种模式并不一概否认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权，而将有些行政执行的强制权赋予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强制执行权的分配则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可现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行执行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司法执行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已严重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因此，设立大执行区，统一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名称，应作为当前执行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
1、设立大执行区，应作为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法院执行体制改革的重点工程来抓。 执行工作地方化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不仅不适应执行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而且易滋生司法腐败。因此，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新的司法运行规则的逐步建立，特别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交通、信息的发展，在全国建立大执行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首先，设立大执行区可以打破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格局。设置大执行区，就从政治地理上打破了强制执行权对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依附格局，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司法执行权的地方化，克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其次，设立大执行区能够推动执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从目前我国执行体制的现状来看，除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外，其余均由法院行使。如果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执行总局，再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左右的大执行区，每个区设立一个执行局，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然后以此为依托，就可以全面推动执行体制改革的进程。再次，设立大执行区将会促进司法财政保障体系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总局成立后，应当负责编制各大司法执行区执行局的财政预算，并报最高人民法审核后提请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各大司法区执行局负责编制所辖各省高级法院执行局的财政预算，报执行总局审核后提请最高人民法批准；各省执行局负责编制所辖地、市、洲执行局和基层县（含县级市和市辖区）执行局的执行财政预算，报省高级人民法审核后提请省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司法执行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保证司法执行机关“吃皇粮”，这是预防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治本之策。
2、统一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名称，进一步明确执行机构职责。由于强制执行无二审终审制，再加上执行机构区别于审判机构的特性，决定了执行体制不能沿用审判体制的模式。可从当前各级法院执行人员称谓、分工及机构设置来看，却是五花八门。比如在执行人员的称谓上，有的人民法院仍叫法官、审判员；有的人民法院又叫执行员、主执行官、执行长等等。还比如在执行案件分配上，有的法院实行了审执分立，有的却没有严格划分，而对于象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严格明确的规定，更是各行其是，有些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可以自已执行，法院内设机构象行政庭、执行局（庭）、法警队、甚至人民法庭也可以执行；再比如各级法院在执行机构内部的设置模式上，有的法院设立的是执行庭，内设执行一组、二组、三组，对各类案件各付其责；有的设立的是执行局，内设办公室、一科、二科、三科，而对各类执行案件的分工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还有的法院在执行局内部设立管理、实施、裁判机构，即执行管理科（庭）、执行实施科（庭）、执行裁决科（庭）等，推行“实施权分级，裁判权公开”的管理制度。由于以上执行人员的称谓、分工和执行机构内部设置的不统一，必然导致执行程序的紊乱，执行效率和质量也必然会大打折扣。故此，笔者认为，要尽快统一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名称，明确执行机构职责。（1）在执行机构在设置上，建议最高人民法设立执行总局，大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分局，各省设立执行局，各地、市、洲设立执行分局，基层区、县（包括县辖市）成立执行支局，并实行垂直领导管理体制，同时接受全国各级人大和纪律检察机关的监督。（2）在执行人员的称谓和任免上，也应尽快统一规范。对于称谓，可以统称为执行官，但在某一件具体案件的裁定文书中需署名时，应统一规定署执行长××，执行员××。至于执行官的任免，建议各级执行机构的执行官由同级或上一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局长人选由同级法院或上一级执行机关提名，报上一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3）在执行案件的分配上，建议除诉前财产保全执行、诉讼中保全执行以及当事人自觉执行由各级法院自已处理外，其余均应由各级执行局受理并负责执行。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执行案件，由各大区的××执行分局负责执行，各地、市、洲的执行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执行局负责执行，各县（含县辖市）、区的执行案件，由各地、市、洲执行分局负责执行，各基层乡、镇的执行案件（主要是各基层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则由各基层执行支局负责执行。同样，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行案件，原则上也应适用以上分配，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的干扰。
（二）完善立法，尽快制定出台《强制执行法》。
现阶段，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操作性强的执行工作规范，现有诉讼法中有关执行程序部分漏洞颇多，各种司法解释相互衔接不够，也很分散，不便操作。比如象把民事、商事以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规定放在民事诉讼法中就有不妥之处，因审判权和执行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审判权是中立被动的，而执行权则是积极主动的，因此，建议全面修改现有执行条款，将执行权从三大诉讼诉法中分离出来，把所有执行中遇到的情况规定到一起，单独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
1、关于执行条款的增加和修改问题。（1）在判决未尾增加关于执行条款的规定；（2）从近几年委托执行实践来看，绝大部分委托执行如石沉大海，建议删除委托执行条款，加大关于协助执行规定的比重；（3）增加对强制执行种类的规定，比如对人身的强制执行 等，应作出明确的规定；（4）规定对有些执行，要由债权人提供担保，以防止一旦出现执行错误造成损失无人承担的问题；（5）详细规定执行员的权利与义务以保障其职务权利、明确其责任。
2、关于进一步明确各种强制执行措施问题。（1）结构体系建议明确划分对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包括对动产和不动产的强制执行以及对金钱债权包括物之交付和作为、不作为的强制执行；（2）明确界定生活必需品（不得扣押的物品）的范围；（3）详细规定关于扣押后法院需要变卖特别是拍卖被执行人财产适用有关程序的内容；（4）增加分配程序的规定等。
3、关于加大对执行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与义务的设定问题。在今后制定的强制执行法立法中，一方面，应当明确申请执行人以下一些权利：（1）有权对不予受理执行申请的裁定上诉；（2）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收到执行通知书；（3）有权知晓执行员、书记员及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名单；（4）有权申请回避；（5）有权举证和质证；（6）有权委托代理人并有阅卷权；（7）有权申请采取紧急执行措施；（8）有权申请恢复执行；（9）有执行程序中的复议权等。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被执行人以下一些程序性权利：（1）有权获得告知自已处于被国家强制力约束状态的法律文书；（2）有权告知自觉履行的期间；（3）有权知道执行员、书记员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4）有权提出回避；（5）有权提出执行管辖异议；（6）有权申请裁定不予执行；（7）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委托代理人；（8）有权申请执行中止；（9）有权举证质证等。执行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以上这些程序性权利，建议立法时应尽快予以重视和解决。
4、关于授予执行机关更大的权力的问题。国家应从立法上加大执行机构在执行工作中的权力，使当事人明白协助、配合执行机关执行是自身一项基本义务。（1）执行机关有权发布执行命令。不仅要对非法地、强行地抗债定罪，而且也要对软磨、长期拖债定罪（当然是在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2）执行机关具有协助执行请求权。执行局可以向一切具有协助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请求协助执行，特别情况下也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助。（3）执行机关具有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调查权，对财产的临时扣押权，扩大对人身拘留权的使用范围，包括对被执行人的身体进行搜查、作为和不作为的强制执行等。
5、必须明确规定的若干具体问题：（1）银行及其它部门协助执行的规定；（2）数个债权人申请执行的竟合；（3）执行中的破产与破产中的执行；（4）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及其它权益性财产的执行；（5）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设备等）的执行与强制、托管、转让、变卖等；（6）限制被执行人方法、措施。（7）隐瞒、转匿、买卖被执行财产的处理；（8）妨碍执行的处罚；（9）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侦查、移送；（10）非诉讼法律文书执行审查问题；（11）执行中止、中断、复查、回转；（12）改委托执行为指令执行；（13）取消送达自行履行通知作为前置程序，而采用直接执行方法；（14）明确执行中变更执行主体的裁定、对仲裁文书不予执行裁定等涉及内容的由执行内部专门部门作出。
（三）改善执行环境，强化执行措施，建设过硬队伍
随着我国加入WTO，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将更为复杂多变，从长远来看，要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必须从执行队伍建设上下功夫，解决执法环境即“地缘”、“人缘”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强化执法为民的措施，切断法院、执行人员与当地政府、周围环境之间非必要的依附和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定的“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
1、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执行能力和执法水平。执行工作政策法律性强，涉及面广，难度大，对执行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协调能力要求很高。因此，现阶段要把执行队伍建设作为搞好执行工作，克服执行难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常抓不懈。一是要强化政治和业务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执行人员自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要将那些政治责任心强、业务精、作风好的中层干部充实到执行局，使之成为一支过得硬，人民信得过的队伍。三是要规范执行案件的流程管理，实行阳光执行。一方面，要实行“阳光执行”，将案件执行的全程公开，即实行案件执行主体公开、执行进度公开、执行标的物处理公开、中止案件的情况公开等“四公开”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执行人员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实行执行裁判合议制，完善执行裁判权、实施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促使执行人员依法执行、文明执行。
2、发动社会力量促进执行，从而改善执法环境。要通过社会新闻媒介舆论宣传，改善执法环境，强化在人民群众中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一是要建立执行案件信息举报中心和有奖举报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二是要设立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和财产举报制度，不定期召开债务人大会，将拒不履行的单位和个人在电视、报纸上曝光、亮相等，从而促其执行。三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试行申请执行风险告知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当事人参与执行的积极性，增强申请执行人的风险意识，要进一步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应提供的材料和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状况和相关的线索等，并将因实际执行不能的情况及时告知申请执行人，即应明确规定这种“执行风险”应由申请执行人来承担。
（四）理顺执行分工，规范操作规程。
当前，执行机构工作的内部分工多是实行裁决庭、异议审查庭和实施庭分离的体制。结合本院实际，根据这种设置在实践中操作的效果来看，尚存有不足，笔者认为，应在执行机构中成立财产调查科（庭），专门负责财产调查工作。具体的流程笔者大体构想为：1、立案庭立案审查，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2、立案受理并确定执行承办人后，立案庭应将案卷在立案当日移交执行机构综合科登记，当日内案交承办人；3、承办人应在3日内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令，通知被执行人履行义务；4、如被执行人未在限期内履行义务，案卷直接转至财产调查庭，由财产调查庭依法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履行能力状况，如有财产可供执行，则将案件转实施庭实施执行，如无财产可供执行，则依法裁决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这样，可以避免以往执行案件个人包干到底的弊端，可以强化执行工作的内部监督，避免权钱交易，预防因人情关系而导致的执行工作的不力，能使执行工作更加透明化，有利于当事人对执行无果的理解，减少涉法信访。
总之，解决“执行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行之有效的当前措施，也应当研究设计长远的改革方案；既要从体制、司法、立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也要从法院和执行人员本身来合力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