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延友先生发表在《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的《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这篇长文（以下简称“易文”）中提出了一个可能被我们所忽视的问题［1］。该文认为“我国证据法学研究大部分仍然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这种研究既不能增长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无法增长法学方面的知识”。在他看来，使证据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加强研究者的方法论训练，从而提高该学科在“增进法学知识方面”做出贡献的能力，并朝着建立统一的证据法学理论的方向努力。

对于易文的结论，我原则上是赞同的。但是，对于其结论的前提以及论证过程，却未必苟同。斯蒂格勒的话用在这里或许比较恰当——“该文解决了它本身提出的问题，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它提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2］在我看来，易延友先生提出“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其主语和宾语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他既没有区分“证据法学”（Law of Evidence）与“证据学”（Science of Evidence）这两个重要概念，也没有在学界通常定义的“法学”（Science of Law）语境下进行沟通。所以，该文中忽而“证据学”，忽而“证据法学”，①题目与文章的主体分道扬镳，成为一个硬伤；而从拉伦茨那里拿来的“法学”（Jurisprudenz）定义是否“理所当然”地成为共识，尚可商榷。②从易文主体部分来看，提出的似乎是关于证据法学是否属于法学的疑问，而这更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因为“证据法学”本身已经表明了其学科属性。所以易文的批判，至少在靶子上是不明确的。诚然，目前我国的证据学研究者和证据法学研究者没有明确的阵营划分，但如果真要讨论证据（法）学的学科分类，那我们至少事先应当在概念上区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在我看来，证据学是研究如何运用证据来查明事实的学科，是系统地研究司法实践中证据收集、保全、判断等规律和规则的应用法学。从广义而言，证据学是一个学科群，与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相关的知识，如物证技术学、侦查学、法医学等，都可以作为证据学的组成部分。而证据法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在法律上对待收集的证据，是以一系列约束查明案件事实方法的规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法学，它并不致力于发现事实真相，而是旨在保障合理而正当地发现真相，因此可以归入程序法学的领域。犹如经济学和经济法的区别，证据学研究证据（不管刑事还是民事）调查和运用的方法、规则和规律，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法学交叉的一门应用性学科，而证据法学则是以证据法律规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法学。两者从水乳交融，到分道扬镳，见证了证据法学独立的历程。也只有对证据法学与证据学的区分达成共识，我们讨论的问题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即证据法学应该对法学作出什么贡献？

　　　　一、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分野
　　
证据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应该是在18世纪的英国。在此之前，虽然法律上有一些零星的证据规则，也有人写过证据法的散论，但是并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注意。吉尔伯特（Gilbert）在1754年出版的《证据法》（The Law of Evidence）被认为是第一本关于证据法的专著，（注：Peter Murphy (ed), Evidence, Proof, and Facts: A Book of Sour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1）标志着英美证据法学专门化研究的开端。吉尔伯特受洛克的经验主义影响，依据人类理智的层次建立了司法证明的不同程度，并试图在盖然性（Probability）观念之上建立系统化的证据法理论。严格来说，吉尔伯特的《证据法》其实掺杂了很多证据学的内容 。他的著作几乎影响了半个世纪，皮克（Peake）、菲利浦斯（Phillipps）、斯达克（Starkie）、格林列夫（Greenleaf）、泰勒（Taylor）、贝斯特（Best）都受他影响，直到边沁（Bentham）的出现。边沁不但对吉尔伯特推崇的“最佳证据规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毫不留情地对那种按照形式规则调节盖然性判断的努力进行了否定。边沁于1827年出版的《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Rational of Judicial Evidence）可以说是一本真正把证据法学从“基于司法实践而务实地发展出来的凌乱的技术性证据规则”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著作。（注：Jeremy Bentham ,Rational of Judicial Evidence, Hunt and Clarke (1827).）虽然他排斥证据规则的做法遭到了此后学者的批评，但是他就关联性、证据能力、证明力等问题的原创性论述，却为后代的证据法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吉尔伯特那里，证据法还是为法官认定证据证明力提供帮助的一套僵硬的规则，在边沁那里则成了“法律家写给法律家看的著作”。证据法学开始挣脱证据学的羁绊。

证据法学在19世纪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以斯蒂芬（Stephen）和赛耶（Thayer）为代表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对证据法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斯蒂芬在《证据法摘要》（A Digest of Evidence law）中，尝试把有关证据的问题从其他部门法中分离出来，并以相关性为基础建立一个紧凑的证据法理论体系。为此，他排除了先前证据法学者讨论的证明对象、推定等内容，而关于证人出庭、证据保全、询问证人等问题更是被认为属于程序法而非证据法范畴。虽然斯蒂芬的观点过于偏激，但是他所提出的缩小研究对象的思路，却为证据法的独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赛耶在《普通法证据导论》（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中，继续斯蒂芬的努力，对证据法的内容体系作了更简练的概括。他认为，决定在有证明力的事项中“哪些事项不能被接受（what classes of thing shall not be received）”，这种排除功能就是我们证据法的主要特征。（注：James Bradley Thayer,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 1898, p.264.）为此，他从证据法教材中剔除了大量“虽然与证据相关但却与证据法无关”的案例。赛耶的努力明确了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把证据法的结构建立在相关性和可采性研究的基础上。证据法学由此确立了独立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地位。

二十世纪是证据法学成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威格摩尔（Wigmore）、克劳思（Cross）摩根（Morgen）、莫尔（Moore）、麦考密克（McCormick）、米谢尔（Michael）等一批证据法学者，但是最著名的要数威格摩尔，因为他被认为是“笼罩了其他证据法学者达50年左右”。在其代表作《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法专论》中，威格摩尔将英美证据法阐述为一个由原则和规则组成的体系，非常详尽而有深度地探讨了主要证据规则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并着力梳理互相冲突着的司法判例，使之形成由原则和规则组成的一致性成果。（注：John Henry Wigmore, A Treatise on the Anglo－American System of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 3rd ed. (1940).）与赛耶一脉相承的是，威格摩尔明确将那些属于实体法或程序法方面的内容排除在外，继续为捍卫证据法的独立性作出贡献。在威格摩尔所处的时代，证据法已经正式成为法学院一门独立的课程，并开始与传统的实体法、程序法并驾齐驱。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证据学与证据法学在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是一代代的证据法学家促成了证据法学与证据学的分野。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随着学科领域分化而发展的。威格摩尔曾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证据学”理论体系，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像他在证据法学上那样成功。威格摩尔撰写了《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和一般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司法证明原则（后来改为“科学”）》。在这本书中，威格摩尔特别强调基于诉讼经验而形成的“证明的科学(the Science of Proof)”，在他看来，“所有的人为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或许都要被摒弃；可是，只要审判依然是为解决法律纠纷而寻求真实的理性活动，证明的原则将会永远存在。”（注：Peter Murphy, Evidence, Proof, and Facts: A Book of Sour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2）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人类知识积累越来越深厚的现代社会，想要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通晓多种科学谈何容易。赞格威尔（Zangwill）曾经借古德曼先生之口感叹证据学是“科学中之最为精妙最为繁难者”，甚至说是“科学中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sciences）（注：Israel Zangwill, The Big Bow Mystery, cited by William Twining, Theories of Evidence：Bentham and Wigmore，Weidenfeil & Nicolson (1985), frontispiece.）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证据学的研究涉及到很多自然科学领域以及社会科学，不仅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且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哲学的知识。例如，对于物证的研究，必须具备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对DNA的研究，需要具备生物学的知识，关于数字证据的研究，需要计算机的知识，关于证人证言的可信性的研究，则离不开对心理学的研究。因此，试图全面研究证据学并以此统摄证据法学，几乎是一个乌托邦，自威格摩尔以后再无人尝试。相应地，研究证据问题的学者也分化为两派，一部分学者热衷于研究证据规则，甚至以成文化的证据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关注证明的过程，充分运用逻辑、数学的工具研究如何证明的科学，并形成了所谓的“新证据学派”（New Evidence Scholarship）。（注：Richard Lempert, The New Evidence Scholarship: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Proof, 66 B.U.L. Rev. 439(1986).）


同样，我国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中，也出现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从融合走向分化的局面。广义的证据学其实古已有之，《洗冤集录》之类的法医学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杰出的成果，但我们对于现代证据科学的发展知之甚少，证据法学更是闻所未闻。现代证据学与证据法学发展都是在近代法制变革以后。从1930年出现的第一本《证据法》教材开始，我国学术界不断地纠缠于“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之中，先是民国时期“证据法学”一统天下，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证据学”独占鳌头，之后是90年代“各自为政”，奇怪的是，70余年来，从未有人认真地疏理过两者之间的界限。证据学与证据法学难道是一门学科吗？如果是，为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不是，那么两者为何不作区分？显然，我国学界对于证据学以及证据法学的名称运用是有些混乱的。从目前流行于各大专院校的关于证据的通用教材来看，两者的分布可谓犬牙交错（表1）：

表1 近20年来关于证据的教材出版情况

书名/主编/出版时间/出版社（简称）

证据学——法学教材编辑部（1983）群众；王红岩、周宝峰（1993）内蒙古大；胡锡庆（1995）华东理工大；陈一云（1991，2000）人大；巫宇?（1983，1999）群众；樊崇义（2001）公安；宋世杰（2002）检察；陈浩然（2002）华东理工大
证据法学——裴苍龄（1989）法律；赵炳寿（1990）四川大；宋世杰（1998）中南工大；江伟（1999，2004）法律；何家弘（2000）法律；卞建林（2002）法大；刘晓丹（2002）南海；樊崇义（2003）法律；刘金友（2003）法大；宋朝武（2003）高教；赵喜臣（2003）山大；黄道诚（2003）河北；毕玉谦（2003）法律；何家弘、刘品新（2004）法律；龚德云（2004）中南大；高家伟等（2004）人大；洪浩（2005）北大；聂福茂（2005）公安；刘文杰（2005）四川；陈卫东、谢佑平（2005）复旦

整理数据来源：国家图书馆 吴丹红整理

从教材情况来看，《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教材都不少，最早的教材是《证据学》，但《证据法学》后来居上，两者的比例大约为2：5，从近些年的出版情况而言，采用“证据法学”的具有明显优势，无论是在学术影响还是市场占有上。在“证据学”教材的出版上，除陈浩然（2002）外，基本上作者都是老一辈的学者，而且有的只是对以前版本的翻新（如巫宇?和陈一云），并没有太多的学术创新。而在“证据法学”的教材方面，则欣欣向荣，仅2005年就有4部通行教材面世。何家弘、卞建林、刘金友、樊崇义等学者主编的教材已经成为目前最流行的证据法教材，赢得了全国政法院校的证据法学教育市场，而胡锡庆、巫宇?等人的证据学教材几乎已经退出市场。当然，这并不是评价教材学术质量的标准，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学界研究兴趣的转变。很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证据学转移到了证据法学，即使是冠以“证据学”名义的教材，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是纯粹的证据法学内容（如陈浩然2002），而在证据法学的教材中，虽然已经有了更多的证据规则的内容，但还没有把传统的证据学研究的内容剔除。证据学与证据法学虽然已经“分化”，但证据法学却没有完全独立，甚至仍然不得不与证据学“同床共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诉讼制度的差异是主要的，大陆法系背景的中国诉讼制度采取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独立的证据法显得有点多余，因为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只是英美证据法的一个传统，与现行的证据制度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对证据规则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介绍层面。而司法实践中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判断证据，如何组织证据证明事实，则需要经验性的总结加以指引，于是它们被纳入了证据法的研究中。专长于证据学研究的学者比较注重证据的发现真实的功能，因此他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证据的证明力上，而专长于证据法学的学者却更关注证据法保障公正的程序功能，前者的学术背景往往是侦查学或者物证技术学的，后者的学术背景则是程序法学的。（注：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证据法方向博士点是由物证技术教研室领衔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证据法方向博士点是完全由诉讼法学师资组成的。）研究群体的分化，为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逐渐分离埋下了伏笔。

　　证据学是法学吗？虽然证据学研究的某些内容似乎与法律关系不大，但我们不能就此断然认为证据学不是法学，因为证据学所研究的证据，主要是诉讼过程中的证据，而非常识意义上的证据，它主要也是研究与司法活动相关的证据规则，证据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也是服务于司法实践，因此，现代法学理论仍然把它归于法学，只是定位为“辅助法律科学”。

英美法理学对于法学的分类中，把法医学、法律精神病学等作为法学“附属学科”，前苏联法学理论也将之定位为“辅助法律科学”，都在法学范畴之列，只是属于边缘法学而已。（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按照我国法理学界的通说，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像法医学、犯罪学这样的交叉性的学科，也可被归入法学。因此，完全否定证据学不属于法学，并不能成立。只是，在法学的领域内，规范证明过程的证据法学和实现事实发现的证据学应该作一个区分。证据学的研究为证据法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证据规则的建构正是在证据学的知识基础上完成的，证据法学的研究为证据学的发现提供了一种程序规则，使得查明事实的手段具有了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对于法学研究者而言，其知识体系以及学术积累更有利于对后者进行拓展，将注意力从证据学转移到证据法学，并不是放弃学术疆域，而是挺进学术深度。本文要关注的，也正是证据法学的研究，而非证据学的研究。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国尚未有独立的证据法典，但证据法学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法学领域中炙手可热的主题。关于证据立法的草案，可谓前赴后继，每年出版的证据法学教材和著作，也已经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这个热潮中，作为一个对证据法学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或许非常想知道中国证据法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我们的证据法研究是怎么从冷门到“显学”的？其辉煌的背后又隐藏着怎么样的危机？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也可以让我们看清未来的方向，令我们更加冷静地思考今天面临的问题。
　　
二、中国证据法学的滥觞：从翻译到研究

我国的证据法学之源头，起源于清末修法。当时的清朝政府，外有列强环伺，内有革命维新，不变法不足以求自存。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却是以效仿和移植作为开端的。1905年，清廷令五大臣分赴德、日、英、美、法考察，结果发现美国“纯任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英国法律又“条理烦琐”，难以把握，但对德国和日本推崇备至［3］（P. 7－11）。修订法律之前，沈家本等人就组织翻译了各国刑法和诉讼法，而其中尤以德国和日本的法律为最。这主要在于德日的君主立宪制中君主位高权重，以此为基础的法律更容易被清统治者所接受。因此，清末修法主要移植德、日法律制度。在起草立法之前，沈家本派董康等人专赴日本考察刑事诉讼程序，甚至专门邀请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为其顾问，帮助审定条文［4］（P. 262－270）。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编订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诉讼法草案。该法案规定了一些证据规则，引入了自由心证制度，规定“证据之证明力任推事自由判断”，同时明确检察官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原则上应负举证责任。在证据种类方面与现行的证据制度几乎无异，将证据分为口供、检证笔录、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文件证据、物证六类。尤其难得的是还专门设有“证人”一节，明确了证人的诉讼地位。规定证人有义务作真实的证明，否则处以罚金或短期拘役；不得刑讯证人，证人作证期间必需的费用应由诉讼当事人来负担等等。规定有“不得强迫亲属作证”，虽与我国古代“亲亲相为隐”只有两三字的差异，但是立法的主旨却大异其趣。前者强调的是亲属不得作证的义务，是证人不适格的规定，后者强调的是亲属不受强迫作证的权利，是赋予证人作证和不作证的选择权，所以可以作为特免权（privilege）制度的萌芽［5］。不过，该法因为各省奏请“展缓施行”，未能颁布。1911年《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一次在我国建立了证据制度，但是清廷不久便覆灭。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开始了统一修法的工作。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洋洋洒洒五百多条，其中关于证据的规定就近百条，远远超过现行诉讼法。这就是我国有证据法学之前的法制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证据制度从一开始就受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的影响，在体例上把证据制度放在诉讼法中进行规定。

我国证据法学的蹒跚起步，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而且走上了与立法方向迥异之路。中国证据法学研究的发端，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1929年，杨兆龙先生在上海法政大学开设《证据法概论》课程，并于翌年出版了《证据法》教材［6］（P. 153－188）。这是我国第一部证据法学的著述。杨兆龙认为，“证据法者，规定证据之方法之法律也”。所谓“证据之方法”，按照杨氏的解释，乃是关于事实的法律上的证明方法，因此，它既有别于规定权利义务的实体法，也有别于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证据法的目在于确定某事实的存在或真实与否，与实体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范围和效力毫无直接关系，而只对实行和保护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上提供一个推断的根据，应当属于程序法的一部分。而且，因为证据法的规定维系事实主张能否成立、探求真相能否实现的关键，故成为程序法的重点。虽然他承认证据法为程序法的一部分，但是又不依附于程序法，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当证据法的规定不当时，保障权利以及执行义务的程序也会“失其效用”。杨兆龙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分野以及功能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证据法的目的和意义，确立了证据法的独特品格。

对于证据法的研究对象，杨兆龙列举了三项：一为事实应否证明的问题，即确立系争事实（facts in issue），二是应有何种证据方能证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证明标准的问题，三是如何证明的问题，即经何人以何种方法予以证明的问题，主要是举证责任和证明方法。杨兆龙把这三个问题分别称为证据得当（Relevancy of Evidence）、证据分量（Competency or Cogency of Evidence）和证据提举（Production of Evidence）。“证据之提举”主要内容为举证责任、法庭认知、自认和自白、证人、物证等内容；“证据之得当”阐述的其实是证据的相关性问题，包括系争事实、品格、共犯、惯习等；“证据分量”则论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有推论、间接证据、臆度证据、书证等内容。从该书的体系与内容看，基本上是以介绍英美证据法的基本知识为目的。该书与其说是证据法学的独立著作，不如说是英美证据法的一个概论，因为是为授课而写，故比较简略，仅三四万字，在体系结构上比较粗糙，内容显单薄。但是，作为国内第一部证据法学教材，它开启了学习与研究证据法学的序幕。杨兆龙已经清楚地看到大陆法系证据法与英美法系证据法的区别，并意识到其两大法系裁判制度的差异（特别是陪审团制度）是造成英美证据法比较发达的原因。在他看来，大陆法系的诉讼法虽然对证据有所规定，但“述焉不详”，不能与完善的英美证据法相比。英美证据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为缺乏训练的陪审团提供证明事实方法的规则，其重要性与法官作为事实裁判者的大陆法系的证据法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应当效仿英美证据法，大陆法系的证据法不过“聊资参考”而已［6］（P. 156）。杨兆龙对证据法的理解，主要从英美法系的理论传统中来，（注：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杨兆龙当时并未出国，但精通外语，故对英美法了解甚多。东吴法学院历来有崇尚英美法的传统。不过，1934年被哈佛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时，杨的授业导师就是美国著名的证据法专家摩根（Morgen）。）而当时中国法律近代化却是以大陆法系为摹本，所以他的这套证据法思想，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传播。

　　20世纪30年代是国外证据法学研究趋于成熟的时期，也是我国学界学习英美证据法的阶段。当时，边沁、赛耶等第一代证据法学家已经巨星陨落，但威格摩尔却如日中天，他的一些作品不仅被英语国家的学者关注，而且也流传到了中国。中国学者在受到德日诉讼法中的证据理论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英美证据法的影响，威格摩尔的《司法证明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of）、摩根的《证据法》以及贝斯特的《证据法原理》都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法学杂志上也刊发了大量英美证据法学译文。（注：此时翻译的作品有：罗从厚、陈楷思译的《证人论》（《法学杂志》第6卷第5期），陈广澧译的《英国证据法》（《法学杂志》第2卷第8期），姜笛译的《判断证言价值之标准》（《法学新报》第66期）等等。）

除此之外，日本证据法也占有一席之地。1933年，留日归来的张知本在上海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松岗义正的《民事证据论》［7］。该书20余万字，分总论、举证之责任、自由心证、证据手续、各个证据方法、证据保全六章，全面地阐述了民事证据法的理论体系。松岗义正曾于1906年来华，在京师法律学堂讲授法律，1926年日本修订民事诉讼法后，松岗义正著成该书，又被留日学者翻译成中文传入我国，势必影响深远。事实上，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中大多数约定俗成的名词，均可以追朔到该书。日本证据法学的传播令我国学界意识到，效法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也可以展开证据法学的独立研究。这些文献资料开阔了我国学者的视野，也拓宽了当时法学研究的范围。我国证据法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该时期出版的证据法教材有盛振为编著的《证据法学论讲义》、司法储材馆编的《证据法学讲义》；还有一些关于证据法学的著作问世，如郭云观的《法官采证准绳》实际上论述了法官评价证据的证明标准，陈允、康焕栋合著的《民事诉讼法论》也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民事证据制度。有的学者还在法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证据法学的论文，如董其鸣的《证人制度考》（《法学杂志》7卷6期）、《证据学之研究及其学说》（《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5号），邵勋的《关于证人能力问题》（《法律评论》第199期）、《自由心证主义》（《法律评论》第256期），骞足渠的《客观的举证责任与主观的举证责任》（《法治周报》1卷4期），薛光的《举证责任之分配》（《社会科学论丛月刊》3卷10期），都代表了当时的水平。尽管其中一些文章把证据学与证据法学混为一谈，但在70多年前那个学术资源有限、学术积累匮乏的时代，他们已经就时下热门的证人能力、自由心证、举证责任问题进行开拓性的研究，难能可贵。

1936年，周荣撰写的《证据法要论》，作为“新时代法学丛书”之一种，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可以说是我国学者第一部系统研究证据法学的专著［8］。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周荣确立了证据法学的基本框架，除了绪论外，计有“系争事实与关系事实”、“举证责任”、“免证之事实”、“证据调查”、“人证”、“鉴定”、“书证”、“勘验”、“证之保全”、“证之评判”10章，并且在每一章的最后都附有“中外判解例”以供参考。较之松岗义正的《民事证据论》，周荣的《证据法要论》内容更为详实，体例更为完善，特别是免证事实一章，借鉴了英美证据法中的内容，弥补了松岗义正著作中的不足。他在该章主要论述了以下几种免证事实：显著之事实、法院与职务上已知之事实、法律上推定之事实、事实上推定之事实、经当事人承认之事实，并在最后一项特别阐述了自认与自白的区别。该书并不是针对民事证据或刑事证据而写，也不局限于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法系，甚至对于中国的有关证据的判例，也作了初步的研究。它的全面性、体系性和内容的充分性，为中国证据法学树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周荣之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因为抗日战争的影响，学术研究趋于调蔽，不但是证据法学的研究陷入停顿，甚至整个法学研究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又陷入了解放战争的漩涡之中，大学也是人心涣散，除了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时任北平日伪法院院长的董康在1942年出版过一部影响不大的《集成刑事证据法》外，再无证据法的著作出版。

194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编著出版了《证据法学论》一书，作为大学通用教材。全书分为证之通则、证之方法、证之保全、证之辩论四篇，第一篇有举证责任、免证制度、证据调查3章；第2篇有人证、鉴定、书证、勘验、情状证5章；第3篇包括民事上证据保全程序和刑事上证据保全程序两章；第4篇则包含讯证程序、证据辩论、评证标准、证供图解4章。全书约有360页，体系完整，视野开阔，理论与实例相互辉映，例如对于搜索与扣押，作者比较了中国法、罗马法、大陆法和英美法，还有一些实例相配套。这本教材是中国早期证据法学研究集大成者，但是由于它诞生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所以其短暂的命运为证据法学在中国的传播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休止符。东吴法学院的《证据法学论》和周荣的《证据法要论》，分别代表了当时证据法学教材和著作的最高水平，成为我国证据法学研究中的制高点。虽然他们的著述一如英美证据法学发展之初，没有区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的内容，但已经为证据法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可惜，他们的学术努力被政治所切断了。

三、中国证据法学的调蔽与兴盛：从附庸到独立

　　监狱的安全稳定，是监狱事业发展进步的永恒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这是所有监狱人民警察不断寻求和探索的课题，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必须把这一课题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坚持运用科学发展观，从社会发展和监狱的现状出发，遵循监狱事业发展的本质规律，寻求和探索实现监狱持续安全稳定的有效办法和最佳途径。

　　一、纯化监狱功能，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基本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党与时俱进，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并精辟地指出了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中“民主法治”既是首要特征，又是其它特征的基础和保障。监狱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的基本职能是惩罚和预防犯罪，核心功能是通过惩罚犯罪来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警示和预防社会犯罪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监狱的核心功能作用发挥的并不充分，我国监狱曾经的监企、政社高度合一体制的职能多元化状况及其影响，已成为监狱核心功能实现的最大障碍。即使近年来我国监狱系统已经开始并部分完成了监狱体制改革，但是，遗留在人们头脑中和习惯上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在监狱的具体工作实践中仍然还起着支配作用。如何使我们从过去那种监狱功能多元化的状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中摆脱出来，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必须认真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惩罚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监狱的本质功能。监狱这一本质功能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首先应该从法律的层面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上，重新解读监狱的职能，科学界定监狱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承担的法律责任、担负的基本职能和应发挥的有效作用，逐步强化和纯化监狱惩罚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本质功能，弱化直致剥离其不应承载的如完成经济指标、创造经济效益、监狱办企业、办社会等功能。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和关押是传统的刑罚执行过程。我们必须从实现监狱的本职功能出发，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层面上来重新认识和看待这一过程，因此刑罚过程应该按照预防犯罪、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和重新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上来。毫无疑问，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监狱工作只有以改造人为宗旨，把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作为中心任务，监狱的本质功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才会有基础，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

　　二、理清各种制约因素，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必要前提

　　监狱自身固有的属性和它所承载的特殊社会职能，决定了监狱在一定层面上必然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交汇点。正因为如此，监狱的安全稳定，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会变革和形势发展变化的冲击和影响。所以，我们关注和思考监狱的安全稳定，不能单纯的就监狱自身的情况来思考，而应把监狱的安全稳定问题，放在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大环境中去思考和探寻。这样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应对自如。
　　从上述前提出发，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理清关系监狱安全稳定的各种制约因素的状态和趋势。我们可以将制约监狱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按监狱外部和监狱自身两个方面来区分，监狱外部主要包括：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社会犯罪的类型、手段、涉案人群的结构变化等等。监狱自身主要包括：监管设施、技术装备、物防技防的科技含量；罪犯群体的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监管安全防范长效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的建立完善和运行；监狱警察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执法行为和职业化程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决定监狱安全稳定状况的基本因素。只有理清了这些因素的状态和趋势，才能明确监狱安全稳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应该采取的措施、办法与途径。这是我们关注和思考监狱安全稳定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准则，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基本方法和准则出发，对当前监狱安全稳定所面临的形势和提出的课题、挑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考察。
　　（一）社会犯罪形态的变化，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新课题。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急速发展，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带来巨大变化，随之也给社会犯罪形态带来了较大变化，其中暴力型、智能型和带有黑社会性质以及跨地区勾结的团伙型等社会犯罪形态呈上升趋势，这种社会犯罪形态的变化，必然带来监内押犯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监内新的潜在不安定因素。据资料显示，当前一般刑事犯罪率有所提高，绝对犯罪数量相对增多，这种状况和趋势，致使我国监狱工作面临新一轮的押犯容量比超高、看押成本增高、改造成本提高的“三高”局面。这种状况势必造成部分监狱满负荷、超负荷承载的状态。所以这些情况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对监狱的安全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外，监狱的安全稳定，还要随时承受国内外有害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考验。如国际上频繁出现的恐怖犯罪事件，近几年巴西、危地马拉等国发生的狱内外黑帮勾结，引发的一些国家大部分监狱的黑帮大骚乱，以及我国的藏独、新疆破坏分子的暴乱分裂活动等，这些有害信息的潜移默化，直接或间接的对监内的危险因素起到了催化的作用。无不对监狱的安全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考验甚至威胁。
　　（二）监内押犯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的多元化趋势，是对监狱安全稳定的严重威胁。社会犯罪形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狱内犯情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表现，就是押犯结构的变化和各种危险因素的增加。当前集中表现为罪犯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的多元化趋势，其中暴力型、智能型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犯，其行为和意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隐蔽性，他们的犯罪意识和反改造思想的顽劣性植根较深，特别具有一定的攻击性、顽固性和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狱内潜在的危险因素。
　　此外，各种类型的累惯犯、跨地区的流窜犯、团伙犯，他们的抗拒改造、暴力倾向、报复意识、凶残性以及残存的再犯罪意识，一般刑事罪犯潜在的不认罪悔罪心理和变幻各种方式、手段逃避改造、对抗改造的行为和表现等等，无不是对监狱秩序和持续安全稳定的严重威胁。
　　（三）部分监狱监管设施陈旧、技术装备落后，是监狱安全稳定的潜在隐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监狱的监管设施陈旧，技术装备落后，已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监管安全的需要。特别是有些监狱始建于上个世纪初，迄今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占地空间狭小，且由于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已将原来处于城郊边缘的监院，淹没在人烟稠密、高楼林立的街区之中，昔日监狱的那种森严和威仪早已荡然无存。其安全防范功能，有些监狱更是无从谈起，仅以高墙电网为例，有的墙体高度不够，电网送电顾虑周围居民安全，无法达到额定警戒电压。至于现代化闭路监控、数字信息资料处理系统，由于资金、管理体制等原因，更是望尘莫及。
　　由于监管设施陈旧、技术装备落后，物防、技防的科技含量低，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监管安全的需要，使得许多监狱不得不在人防方面增加大量的警力来弥补物防和技防的不足。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监狱工作的整体压力，同时也浪费和分散了现有的警力资源和精力，削弱了改造一线的实力，不仅影响了罪犯的改造效果，也将使监狱的整体工作经常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不仅如此，这种陈旧落后的物防和技防状况，更是构成监狱安全稳定的潜在隐患。
　　（四）监狱警察的职责不纯和主业错位，是监狱安全稳定的现实危险。监狱警察的职责不纯和主业错位，多数完全是由于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形成的。长期以来，监狱办企业、办社会、强调经济指标、追求经济效益，大量的非执法岗位、非警察事务，不仅大量耗费了监狱人民警察的应有资源，而且直接导致了监狱警察的职责不纯和监狱工作的主体错位，占用和分散了相当数量的警力和精力，出现了“警察业务员”、“警察经理”、“警察厂长”和“警察教师”等等非警务的警察岗位，致使警察总量与实际执法岗位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造成了监狱基层一线警力始终处于紧张和不足的状态。
　　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地制约了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职能的实现，同时也影响和阻碍了监狱本质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特别是这种职责不纯和主业错位的监狱警察非职业化现象，必然导致对在押罪犯的规范监管和犯情掌控的缺失，直接构成了监狱安全稳定的现实危险。
　　上述所列当前监狱安全稳定的制约因素，只是主要的影响较大的因素，但不是全部所有的因素，列出这些因素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提示我们研究和思考监狱安全稳定问题的关注点，有效解决监狱安全稳定问题的切入点，除此以外，其实解决监狱的安全稳定问题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思考。

　　三、创新工作思路，是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最佳途径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大工程的不断深入，监狱同其它社会行业一样，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监狱应该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抓住历史机遇，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各项改革，求得自身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监狱自身的持续安全稳定，进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监狱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坚持依法治监，创新配套化制度法规。民主法制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也是其它特征的基础和保障。监狱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到依法治监，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安全稳定的目标。但是，真正实现依法治监，目前还存在着法规和制度上的差距。《监狱法》的颁布实施，虽然对于依法规范调整我国的监管改造工作，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仍然存在着过于宽泛、简单、原则和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法律法规、细则不健全的缺陷。操作执行时很多具体情况难以遵循，或因某些法条弹性较大难以掌握，更容易受条件限制和人为因素影响，致使裁量和裁定失当。同时由于监狱管理制度的不统一、不规范、不完善，监狱警察的非职业化，警察素质和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等等，都会给执法行为带来随意性的偏差，造成执法不公，使法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对监狱的安全稳定造成内源性的影响。因此，坚持依法治监，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就必须坚持监狱法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严谨科学的法律法规，规范监狱的执法活动，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借鉴文明社会的先进成果，创新独具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狱政管理制度、教育改造制度、劳动改造制度、心理矫治制度、考核奖惩制度，充分发挥监狱的核心功能作用，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从根本上保障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
　　（二）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效能化监管改造模式。近年来我国社会犯罪形态、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诸如涉黑涉枪涉毒犯罪、团伙犯罪、流窜犯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职务犯罪和高科技智能犯罪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此外财产型犯罪以及与财产有关的犯罪所占比例急剧增加。加之社会就业压力大、下岗失业问题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乡不安定因素大量增多，必然导致犯罪总量的较大增长，出现新的犯罪类型，导致狱内罪犯类型的新变化。据资料显示，目前正处于刑事案件的高发期，罪犯的做案意识和手段正向隐蔽型、智能化方向发展。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罪犯，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特点、行为表现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实施监管改造上，必须克服思想障碍，大胆改革、创新效能化的监管改造模式。在对罪犯进行科学分类实施监管的前提下，除了运用传统的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三大手段以外，还必须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罪犯，进行个性化的分类，适时引入和实施心理测试、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等手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创新效能化的监管改造模式，通过充分有效地发挥监狱教育人、改造人的功能作用，实现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
　　（三）坚持开拓进取，创新科学化教育改造模式。在新形势下，要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就必须深入研究狱内罪犯群体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特点，认真探索罪犯教育改造的新规律，积极推进教育改造制度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如增加教育改造的科技含量、加快教育改造信息化步伐、普及电化教育、网络教育、实施心理测试、心理矫治，促进教育形式、主体的多样化，充分利用社会教育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知识信息的优势，推进监狱教育的社会化进程，扩大社会帮教的覆盖面等等，以全新的、立体的、多样的科学化教育改造模式，深化教育改造效果，促进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
　　（四）坚持制度建设，创新经常化防范机制。确保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系统、全面、科学的监管安全长效机制，实施经常化的安全防范动态管理，对于强化监狱警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规范在岗警察的执法勤务行为、推动各项监管制度的有效落实、促进在押罪犯的行为养成、前瞻性的分析排查各种安全隐患、及时查找堵塞监管安全工作的漏洞和缺陷、避免各类重大案件和事故的发生等等，是至关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监管安全的长效机制，并保持机制经常化、不间断的科学运行和不断发展创新，才会使监狱的持续安全稳定，获得制度上和工作上的保障。
　　（五）坚持以人为本，创新职业化狱警队伍。监狱的安全稳定，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监狱警察的职业化。《监狱法》明确赋予了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新职业化的监狱警察队伍，首先必须实现职业化标准的创新：“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结构合理、管理科学、廉洁高效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这是确保监狱持续安全稳定，实现监狱职能的基础和关键。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实质上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条件。监狱警察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就是纯化警察职责、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依法、规范、公正、文明地进行执法活动。这是监狱警察职业化活动的全部内容和基本要求，所有非监狱警务活动，都是与监狱警察身份和主业相悖的，实现监狱警察职业化是践行民主法治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监狱职能、确保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的必然要求。因此，确保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必须有职业化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来支撑，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创新工作思路，应该因时、因地、因势而宜。因此，除上述的创新内容以外，还应该有很多课题，如监狱体制、监管设施、技术装备、应急处置机制、行刑方式、改造手段等等都值得和需要我们认真去研究与探讨，只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使命，以实现监狱长期持续安全稳定为己任，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不断创新，我们坚信，经过我们所有从事监狱事业的人民警察的不懈努力，一大批独具中国特色的长期持续安全稳定的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全新监狱必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监狱发展的必然趋势。

撰稿 辽宁省丹东市监狱　徐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