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表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否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却存在较大的争议。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亦是十分少见。笔者认为建立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势在必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助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抑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行为，为了维护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发现案件真实，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本文笔者拟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构建我国的侦查人员作证制度提出设想，抛砖引玉，以期对我国的刑事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与成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关于证人的内涵和外延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对侦查人员是否具备证人资格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更是成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法定理由。[1]虽然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察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简单的规定既不能够涵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全部内容，也非强制性规定，往往只对本部门有效，所以这些司法解释对侦查机关基本上没有约束力，无法得到侦查机关的应有尊重。在实践中，侦查人员一般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即使偶有控辩双方就书证、物证等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产生争议，侦查部门也往往是以盖有单位公章而无办案人员签名的一纸情况说明书或证明书予以应付来回避出庭，法官们也往往顺水推舟，以“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机关关于被告人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证实”而作出判决结论[2]。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非常少见，以致侦查人员不作证已经成为“习惯”。

　　对于我国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不仅有理论层面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障碍。

　　一是思想观念上，侦查人员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有权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首先向警察作证，然后才向检察官和法官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异于自降身份，由国家权力执行者降为普通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十分浓厚，让侦查人员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转变为另一国家权力之下的证人，认为是降低了侦查人员的身份并且还要接律师的质询，这让侦查人员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自己从来都是讯问或询问的主角与发动者，成为被质询的对象“会有损警察的形象和不利于以后侦查工作的开展。”[3]

　　二是现行庭审方式导致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从我国的审判实践看，法官仍然以书面审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法庭认可讯问笔录的效力，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更少出庭作证，法庭的对抗性不强。另外，为提高诉讼效率，应付“诉讼爆炸”，法官一般不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检察官也不希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免在律师的质询中暴露出取证中的不足，影响诉讼的顺利推进。由于检察官在诉讼中一身二任：既是国家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检察官不赞同警察出庭作证，那么，律师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请求就很难得到法庭的赞同。[4]基于以上原因，在现行的庭审模式下，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

　　三是利益上的原因导致侦查人员不愿出庭作证。在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参与者有不同的诉讼利益，公安机关追求的诉讼利益是破案与抓获犯罪嫌疑人。只要侦破了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案件顺利地移送起诉，公安机关的诉讼利益就已实现。相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不能给公安机关带来直接的诉讼利益，反而会增加其工作量，影响其他工作的完成。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容易“暴露秘密侦查手段”，“通过技侦等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将面临被告及其律师的质疑和质问”，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出庭作证对侦查人员而言是额外负担，不仅侦查人员个人不愿意，单位领导也不愿意。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必将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

　　二、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

　　一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的重要措施。

　　直接和言词原则是我国庭审的基本原则之一。直接原则强调法官必须直接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案件的描述和辩论，以便形成正确的判决。而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庭，直接陈述对某一事实的体验结果。[5]言词原则更要求证人必须以口头形式表述案发经过，而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均为书面证据，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就无法为当事人提供质证的程序保障，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使侦查真实接近案件真实。

　　如果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官不能接触原始证据，而直接引用传闻证据，调查则较易依赖于薄弱证据之倾向，则可能导致案件的真实性被扭曲。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法庭只能依据公诉方提供的书面证词审判。书面证词的最大弊端是它的静态性，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对其质询。尽管法律规定，制作笔录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保证书面证言的客观性，但书面证言的制作无疑渗透了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如何询问证人，询问哪些内容，提取何种物品，将哪些内容记载在笔录中，侦查人员的个人认识起决定性作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制作笔录的具体过程，容易发现案件真实。

　　三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6]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贯彻落实新的庭审方式。如果侦查人员能够出庭作证，无疑会对证人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率。

　　三、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是大势所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其诉讼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必须树立以公诉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自觉接受检察院的合理指导和监督，为公诉做好一切必要的协助工作，克服以往司法实践中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只要侦查终结案卷一移送就完事。另外，要让侦查人员认识到出庭作证是侦查人员身为执法人员的应有之义，转变侦查人员特权观念。

　　二是改变现行庭审方式。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庭审仍以书面审理为主，法官、检察官只对侦查机关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并予以采信，而一般不要求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我们应摒弃司法机关怕麻烦的思想。法官、检察官应当改变对侦查人员过分信任的态度，而应本着“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三是完善我国相关立法。

　　修改《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资格的审查，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出庭作证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基于诉讼效率与保护侦查人员切身利益的考虑，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一些例外情况。

　　四是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措施。

　　由于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在我国的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不设定保障措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得不到保证。为此，公、检、法在目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要沟通好，可以建立相关的制度，如果某些案件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侦查人员所在单位要给予合理安排。另外，还应确立证人保护、作证补偿、法院强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制度。

　　五是对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改革。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权，实行检警紧密化，强化检方对警方的同步指导与同步监督。同时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以逐渐实现从“诉讼阶段论”向“审判中心论”转变，确保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功能，[7]确立审判机关的权威地位，从而使侦查人员出庭有了坚强的理论基础。

论男性性权利之刑法保护

王普


摘要:本文从援引案例出发,通过对我国和国外案例的比较，以及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刑法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程度的比较来说明我国刑法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不足和自身的滞后。笔者进步表述了男性性权利遭遇性侵害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男性性权利遭遇侵害后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从而论证我国刑法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必要性。最后,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以期达到国家立法机关能早日重视并把男性性权利的保护提上议事日程的目的。
关键词:性权利 性侵害 强奸(罪) 猥亵(罪)

所谓性权利，是指人们依法表达自己的性意愿和进行性行为的权利。性权利是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民诸权利中，人身权乃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1]因此，刑法立法惩治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人身权利在内的各项权利，而性权利作为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地也是宪法赋予的。这里的“每个人”是指每个公民，不分男女老少。从法理的角度看，人的权利都具有普遍性，不分男女，就性的不可侵犯性而言，男性的权利同样不可侵犯。
然而，由于传统的性别文化，男性始终被视为强势群体。因此在立法中也特别反映了对女性群体的重视，而忽视了男性，甚至忽视了男性中同样存在的一部分弱势群体（如男童等）。致使男性的性权利处于保护极度不利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权主义的发展和男权至上观念的瓦解，女性地位扶摇直上，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的发达，人们思想观念尤其是性观念的不断解放，使性现象日趋复杂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男性遭遇异性或同性性侵害的案件大量出现。
一、案例援引及分析
案一:2004年哈尔滨女教师强奸男学生案 [2]
哈尔滨某中学的张某身高1.8米,是校内的体育特长生。由于自身相貌英俊和体格健美,张某俨然是学校的明星,但是这颗明星竟被一名年轻女教师诱奸,并很快沦为她的“性奴”,致使张某学习成绩严重下滑,身心备受摧残。张某以女教师强奸自己报案,但是派出所以无法立案为由予以拒绝.张某家人咨询律师,律师称没有相关法律制裁黎某对张某的性侵犯。
案二:1996年美国西雅图玛丽案[3]
1996年美国西雅图曾发生一起轰动的女教师玛丽与13岁的男生威利的师生恋事件。最后,女教师被执行了7年半的牢狱之刑。在美国各州,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违反社会禁忌,而且违反法律.美国所有州法律明文规定，与未成年人发生婚外性行为即定为法定强奸。
案三:2005年徐州刘某遭受同性性侵害案[4]
2005年6月13日,徐州小伙刘某遭到老板李某的性侵犯，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接连数夜受到其性侵害，最终，刘某忍无可忍,于7月3日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欲自诉。但是,法院因无法律保护男性性权利无法立案。
虽然我国同国外一样越来越普遍地大量发生了男性性权利遭遇侵害的案件,但从案一和案二可看出，我国和美国对性质相似甚至相同的案件所得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在美国,即使是双方自愿的,但是由于男方是未成年人,处于法律特殊保护的地位，公权力仍强行介入以充分保护未成年男性的性权利。并且还可以看出,女性是可以作为强奸罪的直接主体予以刑法制裁的，男性也能够作为强奸罪的侵害对象予以保护的。而在我国，如案例一中,男学生遭遇女教师的性侵害后，当向公权力机关请求救济时，执法机关却因法无规定而束手无策。这种无奈是缘于我国刑法中的有关规定的，即不认为女性可以作为强奸罪的直接主体和男性可成为强奸罪的侵害对象。我国刑法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地对女性给予特殊的保护和重视却忽视男性权利等原因，没有从刑法上作出保护男性性权利的完善规定，然而绝非没有女性抑或男性侵害男性性权利的可能和事实。十分明显，我国法律在保护男性性权利方面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滞后性。
二、我国刑法和国外刑法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 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2）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3） 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4） 二人以上轮奸的；
（5）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两条我国刑法规定，结合法学学说和司法实践可把我国对性权利的保护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从犯罪对象看：（1）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不可能是男性。男性被强奸不被我国刑法所保护。这是我国刑法的盲点。（2）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不可能是年满14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也是我国刑法盲点。
2、从犯罪客观方面看：第二百三十六条所指“强奸”应认为是男性生殖器强行插入女性生殖器的犯罪行为。①即对“性交”做的是狭义的解释，如果男性对女性强行实施的肛交、口交、兽交等其他方式不能认定为强奸罪而是猥亵罪。
3、从犯罪主观方面否认女性有奸淫男性和猥亵成年男性的故意，也否认成年男性对男性有奸淫的故意和对成年男性有猥亵的故意。
4、从犯罪主体看：（1）女性不会成为强奸罪的直接主体，女性不能单独构成强奸罪，不能成为强奸罪的直接实行犯。②③④ [5]妇女强行与男童性交不认定为强奸而认定为猥亵罪，可见我国刑法对同是儿童弱势群体的男童的保护远远弱于对女童的保护。（2）不承认同性间发生的强奸罪。
可见，我国刑法对男性公民性权利的保护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况下的。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刑法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基本情况
《法国刑法典》第一卷第二编第三节第一目第222-23条规定：“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不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强奸罪，处15年徒刑。” [6]法国强奸罪不仅对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未做性别的限制，而且在犯罪客观方面严厉地强调为“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这样便更全面地保护了公民的性权利，尤其达到了保护被人们忽视了的男性性权利的作用。笔者认为，法国的做法是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德国刑法典》第177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以（1）暴力（2）通过对身体或者生命具有现实危险的威胁，或者（3）利用被害人被无保护地交给行为人的影响的状况，恐吓他人忍受行为人或第三人对其进行性性为或者对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实施性行为的，处不低于一年的自由刑。”[7]（本条规定的行为包括强制猥亵行为或强奸行为）与法国相比，德国在刑罚上明显的弱了下来。但在定罪上也未对犯罪主体及犯罪对象的性别做出限制，而是更多的使用了“行为人”、“他人”、“第三人”等字样。
《日本刑法典》第176条前段规定：“以暴行或胁迫手段对十三岁以上男女实行的猥亵行为的，初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惩役。” [8]日本刑法在“强制猥亵罪”中未对犯罪对象进行性别上限定，而是指“十三岁以上的男女”均有可能成为犯罪对象，而且尤其重点保护“未满十三岁男女”的利益。
英国刑法《1956年性犯罪法》简单规定“男子强奸妇女的行为”《1976年性犯罪法》以制定法形式确认了上议院在检查长诉摩根一案中关于强奸的普通法上的定义，现在《1956年性犯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男子强奸妇女或其他男子即构成犯罪。
美国、澳大利亚都有过女性强奸男性而受到刑事处罚的判例。
我国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对于“非礼”、鸡奸等行为，也都没有限定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性别。
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对男性性权利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与其相比，我国的立法显然地落后了。
三、男性性权利遭遇性侵害的主要表现
（一）女性对男性的性侵害主要表现为：女性利用致幻药物、壮阳药物和酒精麻醉等方法和利用抚摩、刺激男性性敏感部位的方法，乃至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致使男性不能不敢反抗，以达到对其实施性侮辱、猥亵和与之进行性行为的目的。
（二）男性对男性的性侵害主要表现为在MSM⑤人群中发生的性侵害行为.如男同性恋者对男性的侵害，以及在同性高度聚居区如监狱、民工聚居地、军队等非同性恋者由于特殊环境长期性压抑、性扭曲等原因为寻求性释放也有可能对同性实施性攻击行为。惯常方法除（一）中所列施害女性所用手段外，相对更多的带有暴力色彩，比如性攻击多表现为强迫对受害同性施以肛交，或强迫受害同性为其口淫的行为。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性侮辱猥亵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