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私法化/民事诉讼
内容提要: 解决与宪法相关的争议，有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私法化两种途径。宪法司法化以维护国家司法统一为目的，以宣告法律是否违宪为手段；宪法私法化则以民事权益的保护为宗旨，以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民事权利的生成为内容。在中国现有宪法框架下，以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来解释、修正或者创造民法，是在民事纠纷中弥补法律漏洞的更好方法。宪法私法化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对于解决新型民事纠纷、创制具体的民事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就是这样一种在宪法上有明文规定而又没有具体化为有可操作性和具备救济功能的宪法基本权利。一年前，最高司法机关对公民因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引起法学界的争鸣，不少学者乐观地认为该案的审理开创了宪法权利司法化的先河，实现了宪法与公民民事责任的“对接”；（注：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教育侵权案作出终审判决，该判决直接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2001）法释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其实，在我国最早以法律确认宪法司法化的条文，却是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认定选民资格案件的规定，但遗憾的是因为这一程序的应用并不常见，因而民事诉讼中牵涉的宪法问题就被人们忽视或者误解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仅在民事审判中援引宪法规范判案并不等于宪法司法化，该批复解决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将宪法基本权利与具体的民事权利相衔接的问题，确定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通过诉讼程序获得保障和救济的可能性。本文试图从这一批复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出发，在程序法的层面上重新认识宪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并希望通过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从而使宪法规范在确认和扩充民事权利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一、宪法司法化与私法化：宪法与民事诉讼程序关系的基本模式

　 （一）宪法司法化、私法化与诉讼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貌似宪法司法化，但却不能涵盖宪法司法化的全部含义。因为这一批复只是对教育权具有可诉性和民事保护的可能性给予了确认，并未就法律之间的冲突、法律有无效力等问题作出判断，因而，简单地称之为宪法司法化会误导社会大众。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地把这一司法解释作为宪法司法化的开端。当然，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的做法还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解释宪法，避免适用违宪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和自由，这并不是对民主原则的违反和对审判权限的超越。

　 作为宪法司法化典型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有三种模式，即美国普通法院制、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和奥地利宪法法院制。在采纳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体制的国家，其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存在着宪法司法化的契机，但在民事诉讼中却未必如此。司法审查的目的在于给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公民以救济，因而法官总少不了适用宪法，因为大量的行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都是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和法律而导致的。这样，在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时，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对抽象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这时宪法是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为合法与否的依据。刑事诉讼同宪法的联系同样紧密，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甚至被誉为同宪法联系最为紧密的部门法，其刑事诉讼实践成为推动宪法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如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米兰达”规则，最终成为其宪法修正案的组成部分）。因为面临着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为此，各国都能够注意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的宪法权利给予充分的保护。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出现为宪法保护而不为民事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的情况却非常罕见。因为从宪法的功能定位来看，制定宪法主要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民事权益是宪法第二位的任务，而且从各国的法律体系及内容来看，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没有被普通法律保护的情形是极其个别的。即便在民事诉讼中适用宪法裁判案件，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因为法院只不过是在民事诉讼中以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来解释、修正或者创造民事权利，以弥补民事法律中的漏洞。

　 宪法权利虽然在我国不具有可诉性，但如果因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它可以被转化为普通的民事诉讼，适用部门法来获得解决。但宪法制度上的缺失阻却了宪法规范在当前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在我国宪法立法和理论中，均未确认宪法诉愿或宪法诉权的制度，（注：宪法诉愿，也称宪法诉权或宪法控诉权，是宪法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对宪法基本权利实行救济的基本权能，亦即“请求保护宪法权利诉讼”（Amparo），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语ante—pararc，其基本语意即为“保护”。）因而当事人发生带有宪法因素的民事争议时，不能基于宪法纠纷的事实向法院起诉要求裁判并且要求法院就宪法争议作出裁判。宪法诉愿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而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决定了当事人尚不能享有这一权能。宪法诉愿的确立，特别是实现宪法司法化，在我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院即使认为某一法律违宪，但在现有的宪法体制下，也不能实施司法审查权。但这并不应该称为阻碍、排除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严格地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权利。惟有如此，方可实现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性和规范力，在宪法规范与现实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

　 （二）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连接方式

　 由于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较为特殊，故各国在立法中往往确定由特定的机构适用特定的程序来审理，以充分、迅速、权威地保障宪法基本权利。但在宪法诉讼的运作方面，两大法系却存在明显的分野。

　 1．寓宪法诉讼于民事诉讼之中，采纳民事附带宪法诉讼方式的美国模式。美国是典型的“分散型”（decentralized）司法审查模式，即其司法审查权属于一切法院，而没有将其集中于一个特别设立的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宪法特征，其宪法与诉讼程序的连接点有两个：其一，如果民事程序法与宪法原则抵触，则违反程序保障的程序法法规无效；其二，在审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时，如果涉及有关法规违宪，法院必须在对具体案件的判决中将违宪法规作为附带（incidental）问题宣告无效。法官在大量的宪法诉讼案件中对宪法作出解释，如1936年美国联邦法院在詹姆斯诉联邦案中的法律意见书中指出，对宪法不能作任何狭义和迂腐的解释。宪法文字是概括性的，其全部和真实含义常常只有考虑随时间而变化的全部事实才能确定。[1]美国虽然无宪法诉权和民事诉权理论，但其立法不但明确、具体，而且充满了技术性。其宪法第3条规定：一个案件或争议可以由联邦法院进行判决的条件是：（1）它必须涉及真正相争或对抗的当事人，（2）必须存在一项起源于法定事实情形的可被承认的合法利益，且（3）争议的问题必须是可以通过运用司法权力加以解决的。[2]

　 2．以统一宪法诉讼为核心，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相分离的模式。如德国的普通法院对于违反宪法问题就无权审理，普通法院在其民事诉讼等程序中也实行司法消极主义，法官不能超越宪法为裁判，而是由宪法法院采纳“统一型”的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审理。但是，宪法法院即使对某一法律作出认定违宪的裁判也不能代替立法机关对此进行立法。宪法诉讼的启动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主攻击（principaliter），即直接向宪法法院起诉，但仅1949年《基本法》规定的组织方有提起这种诉讼的资格；二是附带攻击（incidenter），在这种情形下正在进行的其他程序必须中止，待宪法问题解决之后方可继续审理与其相关的普通民事案件。当然，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其普通法院可以通过解释法律来实现宪法的私法化。普遍的做法是：当出现对法律未规定的事件进行审理并为裁判时，法官有权在现行法的框架内，在类推、扩张解释的基础上进行裁判。

　 （三）宪法司法化与宪法私法化的区分

　 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救济手段，宪法诉愿既可以在宪法诉讼中行使，也可以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行使。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宪法司法化”，将后者称为“宪法私法化”。遗憾的是，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在内的诉讼实践中，人们将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私法化相提并论，甚至混同了。这两个范畴之所以轻易地被审判实务界和理论界混淆，除了两者之于我国乃新生事物，人们往往望文生义的原因外，它们还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首先，两者都是采纳了诉讼方式来获得解决，具有程序法的属性，即通过程序的展开、对话来获得解决。当然，宪法诉讼和普通的诉讼程序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而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和国家政策的结合处。从外国宪法诉讼的规定来看，其在诸多诉讼规则方面与民事诉讼是相通的，如当事人能力等。其次，两类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了宪法因素的争议，往往需要在民事诉讼中通过审判权裁判这些具备宪法争议因素的民事案件，以期能够为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提供和平而理性的解决途径。再次，两者针对的都是具体的争议，而不是抽象的争议，受到公权利侵害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是直接的、具体的事实，但法院绝对不能脱离具体事件抽象地对此进行审查。

　 但是，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私法化又是有严格界限的，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毕竟属于不同的程序，所以在这两个环境中运作的宪法诉愿也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说它们各有自己区别于对方的表征：首先，两者的诉讼标的不同。就诉讼的相对方来讲，宪法司法化或者说宪法诉讼中受到司法审查的是国家的行为，即针对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和详尽基本权利的公权利，显然要比引起行政诉愿的原因广泛得多，同样比刑事的和民事的诉讼概念广泛，其诉讼标的更具有根本性质。[3]如奥地利的宪法诉讼制度（Beschwerde）规定，当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被联邦或地方行政行为侵犯时，个人才可向宪法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决宣告该行为是否有效；而宪法的私法化虽然也通过诉讼形式来实现，但是其保护的对象最终必然是民事实体权利。其次，就裁判形式来讲，宪法司法化侧重诉讼中强调法官通过甄别不合宪的法律、法规，并确定其效力层次，宣布某些法规无效，以否定或肯定的裁判形式来确定，而宪法私法化则通过法官对在具体案件适用宪法规范或解释宪法规范，推进宪政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展。再次，两者的目的不同。宪法司法化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增进法制统一，防止国家权利任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而宪法私法化的目的则在于加强、充实对民事权益的保护。最后，两者的启动程序不同。启动宪法诉讼，实现宪法司法化的前提条件是穷尽所有救济手段，即在行政的、诉讼的手段用尽之后依然不能消除这种侵害时，公民方可启动宪法诉讼来寻求司法救济。宪法诉讼在原则上具有补充性，即在一般的救济和攻击方式不能奏效时，才可提起宪法诉讼。例如德国立法规定：只有在情况紧急时，德国宪法法院有权在作出终审判决之前，基于宪法诉讼，提供临时救济（provisional remedies）。而宪法私法化的途径则是民事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别无二致，只是在诉讼中通过解释法律，来实现私法规范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契合。

　 二、宪法私法化在我国

　 既然在现有宪法框架下，我国普通法院尚不能行使司法审查权，真正的宪法司法化也就不具备其运作的制度基础。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实现宪法私法化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宪法私法化的制度基础

　 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是宪法诉愿能够进入司法程序的制度基础。牵涉到宪法基本权利的争议，大多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通过法院严格解释宪法规范和基本法规范而作出判决，可以使当事人的思维趋于理性化，即使败诉他们也不至于采取极端行动。宪法私法化这种对包含宪法争议的民事纠纷得到“正当化”的处理，是其它解纷方式尤其是行政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所以，通过将尽可能多的适宜用司法方式处理的纠纷处理权赋予法院，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司法程序中法律利益分配机制是宪法诉愿的运作条件。民事诉讼法就是通过具体的程序规则民事权利的实现，如何从宪法的角度来讨论诉讼法的功能、目的，是拓宽民事诉讼作用范围、扩大民事诉讼功能的现实需要。法院不只是纠纷解决的机构，还应当成为确认行为规则的机构。我们可以将民事诉讼中的“确认规则”行为理解为法官对民事权利的创制，即促进实体权利的形成。国家的立法活动是对利益的第一次分配，而通过法的实施对利益进行第二次分配。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个整体的、组合的概念，它可以被分解为若干个单项的权利，法院可以针对权利损害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判决。实际上，司法解释是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在适用法律衡量案件事实和法律尺度过程中对法律含义所作出的一种阐释。[4]法院在行使裁判权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在严格地解释宪法，法官是在运用他对宪法条文含义理解的基础上，来审视、论证具体的民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去年作出的《批复》，使得受教育权从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权利成为具体的民事权利。地方各级法院可以据此司法解释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

　 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宪法诉愿的基本保障。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越来越多地通过诉讼改变国家对维护市民利益不利的政策，由此出现了以改变现行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为目的的“政策志向型诉讼”（即以建立一种新的政策或制度为目的或虽无此目的但诉讼结果将达此目的的诉讼）。在法律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提起的诉讼，或法律虽有规定但却相对落后和不合理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起诉意在改变现行法律，在这样的诉讼中法官面对诸种新情况，不能再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不是适用法律的工具，而是法律的创造者。[5]可以说，法官造法的机制源出于诉之利益理论，所创制的具体民事权利是通过针对具体人的行为或事件，通过对宪法或制定法的解释及创设新判例等积极方式来肯定某项社会政策。通过解释宪法过于原则性的规范，使其具有明确的指导性，进而影响和参与国家、社会宏观事务的决策。由于宪法确认了抽象的、原则性的基本民事权利，因而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主体通过日常民事交往即可实现实体法确认的民事权利，只有一少部分民事冲突才通过诉讼途径，由法院以判决的方式使权利得到维护。但在这一部分诉讼中，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使宪法权利具体化，进而使民事权利明晰化，使其成为生活准则的功能更加突出。如在日本，环境权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律的结果。

（二）宪法私法化在我国

　 在诉讼实践中适用宪法，对于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协调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弥补法律漏洞，是非常必要的。相反，如果宪法规定的标准可以被其他法律、法规任意侵犯和剥夺，宪法就无最高法律标准可言。
对轻伤害案件处理方式的思考

滑力加


在新《刑法》实施前，公安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大都采取调解与治安处罚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调解无效的，绝大多数由被害方到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只有极少数的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但近年来，一些公安机关放弃以前的做法。对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的这种做法有许多不妥之处：
第一、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案件管辖问题中明文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一）故意伤害案（轻伤）；（二）……”该条第二款规定：“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轻伤害案件分为自诉和公诉两种。公安机关将轻伤害案件不分案件情况，一律交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
第二、将本应由当事人自诉的轻伤害案件一律提起公诉，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诉权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对一定的人提出诉这种请求的权利。依照法律，当事人不仅有提出诉的权利，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还享有放弃自己诉权的权利。这不仅体现在民事案件中，而且也体现在刑事自诉案件中。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至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自诉人有如下权利和义务：1、向人民法院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犯罪事实；2、必须按时到庭参予诉讼，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3、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自诉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但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这些权利则完全丧失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许多轻伤害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利害冲突，往往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时言语不和，引起打斗，造成一方轻伤。事后双方都很后悔，只要双方谈谈，经济上给予一定赔偿，事情就化解了。但由于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会引起肇事一方的强烈不满。再加上案件反正要起诉，肇事一方不但不赔偿被害人的各种损失，反而会故意制造一些虚假证据，造成侦查机关取证困难。如有的因多人、多种原因引起的轻伤害案件，由于谁是直接致害人很难查清楚，这类案件根本不具备起诉条件。如司法机关在当事人中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工作，由共同加害人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赔偿和赔礼道歉，不但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可有些公安机关不管案件具体情况，甚至于明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强行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这不但给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也容易造成错案。
另外，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可以提出反诉。但在公诉方式时，被告人没有反诉权。这无形中又剥夺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将轻伤害案件一律采用公诉的方式，不符合我国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
早在1991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要求政法机关“采取各种措施改变就案办案现象，尽力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依法积极疏导、调处各种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
公安机关在办理轻伤害案件中，放弃调解工作，凡案必诉，这显然与上述要求相悖。
轻伤害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大多事出有因。如邻里关系不和；双方存在债权债务；酒后失言、失态；个体摆摊户因摊位、争夺客户等等。（2）突发性。很多都是先由言语争执引起的，当事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事后大都认为不值得。（3）多数是由年青人造成的。这是由于年青人尚不成熟，遇事不冷静，喜欢争强好胜。（4）一般来讲，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5）案发双方大都有一定的过错。（6）在多人引起的轻伤时，很多情况下难以查清直接致害人。（7）依照法律，这类案件可诉可不诉。
从以上几个特点看，对这类案件应采用以教育、调解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政法机关应尽可能地帮助当事人化解矛盾，以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
再者，就轻伤害案件的性质看，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把所有致害人都以罪论处，这种就案办案的方式，其社会效果并不好。从审判实践看，法院对轻伤害案件中的被告人绝大多数都不判处实体刑，而是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据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统计：2002年至2003年6月，该院共受理故意伤害案件286件，判处实刑的被告人占30，判处缓刑的占70。——见肖志勇《对故意伤害案件的调研》，中国法院网 2003-9-12 ）

而对其民事赔偿也大都是采用调解方式来解决。这样本来可在公安机关或人民调解组织中解决的事情，现在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过公检法三机关的层层工序，其最终还是在法院以民事赔偿来告终，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中，经常会遇到被害人报怨，反映他们早就和致害人相互达成民事协议，可要求公安机关撤案，公安机关就是不撤。据我们了解，一些公安人员对此也有看法。看来其原因在于公安机关内部的规定。
第四、将轻伤害案件一律提起公诉的方式，不利于公、检、法三机关集中主要精力，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
近几年来，各类刑事犯罪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严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公、检、法三机关一直在人员少、任务重、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超负荷工作。而轻伤害案件一般占各类刑事案件的20左右。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再不从这类本应由被害人自行起诉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是必影响到大、要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审判工作。
第五、公安机关介入一般轻伤害案件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当伤害案件发生后，由于一时不能判断其伤害程度是轻伤还是重伤，公安机关介入后，一般采用刑事拘留的方式.而对于无能力进行财保的犯罪嫌疑人，往往采用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方式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在这期间，有些办案人员常常利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这一强制措施来逼迫犯罪嫌疑人交付被害人赔偿金。犯罪嫌疑人不交钱，办案人就将已侦查终结的案件拖着不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如有这样一个案例：2002年11月10日10时，王某到同院张某家喝酒喝醉了，张某就送王某回家。到王家后，王不让张走，非要张某陪他再喝。张某不喝，王某从茶几上拿起一把水果刀捅在张某左腹部，造成张某轻伤。同年11月11日，王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2月12日逮捕了王某。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简单轻伤害案件，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侦查手段。可公安机关直到2003年2月10日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侦查用时3个月。检察机关和法院紧审查紧判决，最终还是造成王某实羁押时间比判决应羁押时间多了11天。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现行所采用的将轻伤害案件一律自侦自查，并全部移交检察机关公诉的方式应予改变。笔者以为，对轻伤害案件可按以下方式分别处理：
（1）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安机关应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可告知当事人到法院自诉。
（2）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但致害人有较重罪过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双方虽达成调解协议，公安机关也应给予致害人以治安处罚。
（3）对多人共同造成的轻伤害案，虽然查不到具体致害人，但由于是共同行为所致，应由共同人承担被害人的一切损失。如共同致害人拒绝赔偿损失，公安机关除应对共同致害人给予治安处罚（必要时可建议劳动教养），可告知被害人自行向人民法院起诉。
（4）对确实需要经过侦查，才能查清案件事实的轻伤害案件，如公安机关已经查清案件事实，而致害人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公安机关可以作撤案处理；对致害人不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公安机关可以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致害人又同意赔偿被害人损失，而被害人也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可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对在审查起诉期间仍拒不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检察机关应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对不计后果，动辄行凶伤人的累犯、惯犯，或者持械多次打击人体要害部位的，则不能仅以其伤害程度来论，而应以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来论。对这类犯罪，应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二00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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