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


嘉政发〔2006〕88号


关于印发嘉兴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嘉兴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已经五届市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嘉兴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月三十日



嘉兴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有效预防各种疾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社会卫生水平，促进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工作，是指由政府组织领导，动员社会支持、全民参与，以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质量、增强公共卫生意识、消除危害健康因素、预防疾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群众性、社会性卫生活动。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遵循政府组织、部门协调、属地管理、全民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分类指导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爱国卫生工作的领导，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时发布公共卫生信息，提高社会总体卫生水平。
爱国卫生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六条 参加爱国卫生活动是每个单位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每年4月为爱国卫生月。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遵守公共环境卫生的规定，有权对违反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危害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的行为进行举报。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受理举报，并为举报者保密。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驻嘉部队，应当按照相关规章搞好本单位内部及门前周边的环境卫生和保洁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对爱国卫生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爱国卫生工作进行资助、捐赠。捐赠的资金和物品应当专门用于爱国卫生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九条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和具有管理职能的管理委员会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组成，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爱国卫生工作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贯彻实施；
　　（二）组织制订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及年度计划；
　　（三）组织制订爱国卫生工作规章制度；
　　（四）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及全民健康教育；
　　（五）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监督检查、评比活动，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评价；
　　（六）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交流、合作和有关科学研究；
　　（七）组织开展杀灭鼠、蚊子、苍蝇、蟑螂（以下简称“四害”）的活动；
　　（八）配合有关部门制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九）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工作任务。
　　各级爱卫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爱卫办是同级爱卫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第十条 爱卫会由卫生、宣传、教育、公安、财政、劳动保障、规划建设、交通、农业经济、水利、文化、体育、环保、城管执法、工商等成员单位组成，实行分工负责制。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卫生部门负责贯彻实施公共卫生工作规划，开展除害防病和农村改水改厕的技术指导、科学研究和卫生科学知识普及教育，负责对食品、饮用水、公共场所、职业卫生实施行政监督，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和各类中毒事件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预防与控制措施，开展疾病的监测、预测，发布预警信息。
　　（二）宣传部门负责对全市居民宣传爱国卫生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对有损市容市貌的不卫生、不文明行为进行新闻监督；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全社会卫生意识和全民自我保护能力。
　　（三）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健康教育、卫生设施的改善、环境的整洁和绿化，组织学生参加爱国卫生活动。
　　（四）公安部门负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打击各类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暴力抗法行为，协助卫生部门依法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以及病原携带者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五）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负责为爱国卫生事业提供必要的专项经费。
　　（六）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企业劳动条件、工作环境以及职业危害防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七）规划建设部门负责把城市卫生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并监督实施。对城市绿化、市政公共设施进行管理维护。　
　　（八）交通、铁路等部门负责车站、码头的卫生监督管理、废弃物收集处理、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协助有关部门开展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防治工作。　　
　　（九）农业经济部门负责农村人、畜、禽粪便和其他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以及综合利用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开展农村环境绿化和农田灭鼠活动，与卫生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工作。
　　（十）水利部门负责结合水利工程建设，配合卫生部门控制地方病、寄生虫病的传播。
　　（十一）文化部门和新闻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全民健康和遵守社会卫生公德的宣传教育，加强舆论监督。
　　（十二）体育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增强全民身体素质。
　　（十三）环境保护部门负责饮用水源的监测和保护，对废渣、废水、废气及噪声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行政监督，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十四）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城市管理规划，加强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　　　
　　（十五）工商部门督促市场举办单位做好城乡集贸市场等的卫生管理。
　　（十六）其它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职责。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设立爱国卫生组织或配备专（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在当地爱卫会的指导下，开展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爱卫会应当督促辖区内的单位落实爱国卫生工作措施，定期检查、考核爱国卫生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情况。各单位应当定期将爱国卫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向辖区爱卫会报告。
　　第十三条 爱卫会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卫生镇（街道）、卫生村（社区）和卫生单位的活动。
　　未评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的，不得参加同级文明单位评选。
　　第十四条 爱卫会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旅游景点、商业网点、集贸市场、车站、码头等场所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公共卫生工作。
　　第十五条 市爱卫办对城市爱国卫生实施综合监督，并对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下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爱国卫生工作组织领导情况；
　　（二）爱国卫生工作制度建设情况；
　　（三）管辖范围内的环境卫生情况；
　　（四）食品、公共场所等卫生情况；
　　（五）健康教育和除害防病情况。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完善有关卫生设施，落实卫生达标责任制，开展经常性爱国卫生活动，使单位（社区、村）爱国卫生工作达到规定标准。
　　单位爱国卫生工作应达到下列要求：
　　（一）环境卫生：及时清除垃圾污物，填平坑洼积水场地，无果壳纸屑、烟蒂痰迹，窨井流水畅通，有机垃圾有密闭容器并做到定点倾倒，露天物品堆放整齐，无卫生死角；
　　（二）室内卫生：室内走廊、过道、楼梯、墙面、地面清洁，窗明几净，无积尘蛛网，无废弃杂物，办公用品放置有序，厕所实行水冲式，无垢、无臭、无蝇蛆，无粪便满溢，卫生工具配备整齐；
　　（三）食品卫生：单位食堂卫生管理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要求，从业人员经体检、培训合格后上岗，食具严格消毒，防鼠、防蝇、防腐、防尘设施齐全，各类定型包装食品有生产日期、保存日期或保质期，禁止出售腐败变质食品；
　　（四）公共卫生：空气质量、采光、噪音、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公共物品经严格消毒；
　　（五）积极开展“门前三包”和“门内达标”活动，不乱堆乱放杂物、废弃物。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生活垃圾实行定点收集、日产日清，逐步实行分类收集、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处置场地应保持整洁，不得污染周围环境。有毒有害的废弃物，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所有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秩序，必须到设置的垃圾站（点）倾倒垃圾。
　　第十八条 市区道路、广场应定时清扫、洒水、保洁，逐步实现水洗除尘。市区河流、湖泊等各种水域中不得倾倒废弃物和超标排放污水，保持河流、湖泊清洁畅通。
　　第十九条 村（居）民及房屋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和维护公共楼梯、走廊、庭院及其他规定范围内的室外环境卫生，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房屋所有权人应当督促房屋承租人搞好有关卫生工作，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村（居）民户厕、公厕的改造工作。农村饮用水的供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和卫生标准，逐步实现城乡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新建住房必须配套建设无害化厕所，原有住房未达到规范要求的，必须科学、合理地进行改造，消除露天粪坑。
　　第二十一条 公民应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遵守下列社会卫生规范：
　　（一）不随地吐痰、便溺；
　　（二）不乱扔、乱倒垃圾、污物；
　　（三）不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四）不从事其他有碍社会卫生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采取综合措施，定期组织开展灭除“四害”等病媒生物体及消除其孳生场所的活动，所在区域内的单位、物业管理机构和个人应参与杀灭“四害”等病媒生物的活动，使病媒生物的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
　　第二十三条 杀灭“四害”的药品、器械，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并严格管理，防止发生中毒事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灭鼠药品和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杀虫药品、药械。
　　第二十四条 市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禁止饲养家禽、家畜，对批准饲养的，应依法严格管理。
　　第二十五条 提倡在公共场所不吸烟。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托儿所、幼儿园及青少年活动基地；
　　（二）医疗机构的候诊区、诊疗区和病区；
　　（三）各类学校的授课、阅读、实验等教学场所及师生集中活动的场所；
　　（四）剧院、歌舞娱乐厅、录像放映厅、游艺厅（室）；
　　（五）室内体育训练、比赛、经营的场所；
　　（六）邮电、金融机构、大中型商店（场）、书店的营业场所；
　　（七）图书阅览室、档案查阅室、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和科技馆的展示厅；
　　（八）汽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室及公共运输工具内；
　　（九）其他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
　　上述公共场所应当设置统一、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不得摆放吸烟器具，对吸烟者应劝其停止吸烟。
　　积极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全社会都应当支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不得发布烟草广告，城市建成区内不得设置烟草广告。
　　第二十六条 爱卫会定期组织开展以普及卫生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居）委会和其他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全社会卫生意识和全民自我保健能力。
　　新闻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卫生科普知识以及卫生法规的宣传，发布宣传卫生与健康的公益性广告。
　　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健康教育，参加健康教育活动。
　　第二十七条 爱卫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请爱国卫生义务监督员，对爱国卫生工作进行社会监督。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由爱卫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提请有关部门按管理权限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单位未达到卫生要求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拒不开展或者拒绝参与杀灭“四害”等病媒生物活动，或者工作不到位致使病媒生物密度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在禁止吸烟场所内未设置禁止吸烟标志或摆放吸烟器具的；
　　（四）其他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义务的。
　　第二十九条 对定期检查评比不合格、爱国卫生工作目标责任制不落实的单位，县级以上爱卫会可通过新闻媒体等形式予以公开批评。
　　第三十条 已经获得爱国卫生先进荣誉称号的单位和个人，经查实有弄虚作假或者卫生质量明显下降的，由授予先进称号的爱卫会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由其规定的执法机关进行处罚；规定的执法机关未予处理的，县级以上爱卫会应督促该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李林启
(湘潭大学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物权行为理论自被提出时起，就在各国法学界引起激烈批判和争议。本文从物权行为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无因性原则的弊端、其对现实法律生活的影响及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和我国国情等方面，阐述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关键词：物权行为 无因性 缺陷

物权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家代表人物萨维尼。十九世纪初萨维尼在柏林大学讲学中创造了这一思想：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他以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物的契约”。他在1840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出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他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含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足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它的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它的本质就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来，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比如一栋房屋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人们却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种契约，而且是一个与任何买卖完全不同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交。”[1] 按照萨维尼的设想，一般人所谓的买卖过程可以分解为：（1）债的买卖合同即债权行为，它使得出卖人承担交付出卖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在这一阶段买受人尚不能成为所有权人；（2）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并为不动产登记或者是动产交付，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的行为；（3）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其中萨维尼对买卖过程的独特认识即第二点所有权的转移，它是一个不同于订立买卖合同的“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
萨维尼上述思想包含了物权行为的重要原理，后世从萨维尼思想中发展出一系列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物权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分离原则，也称区分原则、独立性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是两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原因行为，后者是物权行为。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他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即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2）无因性原则。无因性原则的意义，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被撤销。萨维尼对此的论断是：“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正如萨维尼认为：物权行为应与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相分离，物的履行的效力已经从债务关系的效力中被“抽象”出来。因此德国民法学中称此原则为“抽象原则”（Abstraktionsprinzip）。（3）物权变更的形式主义原则，即公示要件主义原则。因为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记载这一物的合意，而且，该公示行为不仅应该具有物权的一般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更应该具有表示该物的合意成立的效力，即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即为无效。该公示行为的外在形式即为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的登记。[2]
简言之，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就是无论民事主体因何种原因而进行物权的变动，他们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均应为独立法律行为，其效力和结果与原因行为各自没有关联的学说。[2] 它是萨维尼在解释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萨维尼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的溯源而寻找法律的规则和理论，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法学研究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及法律文明的演进，过去的规则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需要，不能将历史的规则照搬至现实生活中。如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说：“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是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3] 而在更进一步要求交易迅速简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更不可能采纳这种制度。

一、物权行为纯系臆造与拟制，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

物权行为实际上是学者虚构出来的抽象的纯理论的东西。它实为一种事实行为，并非“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4] 在私法领域中，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就是法律行为。[5] 一个人如果要和另一人个建立民事法律关系或实现对一个特定的物加以利用的目的，就必须要从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价值就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但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其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依德国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观点，物权行为指物的合意，即当事人关于设立、变更、废止物权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作为物的合意，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要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债权合意的再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6]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而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是物权法定原则。这样，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私法自治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由此可见，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7]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明显的缺陷
（一）损害了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8] 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了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的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依据无因性原则，在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因交付即发生移转，出卖人丧失所有权，所有权在法律上归买受人享有。如果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则为有权处分，出卖人不能享有追及权。可见，无因性原则过分强化了物权转移的确定效力，在侧重保护买受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却严重削弱了对出卖人权利的保护，使天平严重地倾向买受人或第三人一边，这是对公平原则的漠视。以动产的买卖为例，假设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而未获得价金的情况下，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无因性原则先承认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再通过返还不当得利将所有权回归出卖人；而依据有因性原则，标的物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仍归出卖人所有。无因性原则增添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而且使出卖人丧失了特殊的物权保护，只能依赖不当得利请求权予以保护。如果买受人破产，或将标的物低价转让等，出卖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根本不能维护其利益，甚至使其一无所获。尤其应当看到，依据无因性原则，第三人在恶意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就可能纵容买受人非法移转财产或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且不符合所有权取得的合法原则。
（二）受到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的挑战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除了能发挥无因性理论所具有的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外，还能为第三人担供更为广阔的保护空间。同时，善意取得制度能合理地平衡当事人之间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市场具有一定风险，要求市场主体对交易尽到合理的注意。善意取得制度仅有鉴别地保护那些尽到必要注意的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平的原则，而无因性原则完全免除第三人注意义务，不加区别地保护第三人，显然不合理。其次，无因性原则所具有的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和减少举证困难的作用可以通过交付、登记等公示公信制度来实现。[9]
综上，我们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 ”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提出了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理论，如“共同瑕疵说”、“条件关联说”、“法律行为一体说”，这些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三、物权行为理论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对法律适用不利
物权行为理论把生活中简单的财产转让分解为数个完全独立的法律行为，以买卖为例，当事人之间缔结买卖合同的合意是债权行为或债权合同。它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义务。如果要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则当事人必须达成移转的合意，同时还要从事登记或交付行为。而且物权行为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 这样人为地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不利于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同时，该理论人为地割裂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违背生活常理，难以为大多数人理解，给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中大量即时结清的买卖带来许多不便，扭曲了现实生活，也阻碍了法律的普及推广，给群众守法添造了人为屏障。德国自由派法官奥托·冯·吉耶克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如果在立法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在理论上对生活的强奸！一个人去商店买一双手套，他本可以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可他必须瞪大了眼睛提防着要发生的三件事：1、这是在订立一个债法上的合同，因此而产生的债务关系要清偿履行；2、缔结了一个与其法律原因完全脱离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权契约；3、在上述两个法律行为之外，必须进行虽然是一项法律‘动作’但不是法律行为的交付。这些不是纯属虚构吗？如果现在把实际中的一个统一的法律行为的两种思维方式编造成两种各自独立的合同，那就不仅仅是脑子里怎么想的问题，而是依思维方式的超负荷损害实体权利。”[1]
四、世界各国立法通例及我国国情决定
除德国立法与判例以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法国法采纳纯粹的意思主义，主张物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而不须采取登记或交付等形式。瑞士法采纳登记或交付主义，即物权的变动，除债权意思表示外，还必须以登记或交付为要件。美国法则采纳契据交付主义，即有关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情形，除让予人债权意思表示外，还须将契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发生不动产权利变动之效力，受让人可以将契据拿去登记，但一般而言（各州规定不尽一致），登记不是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10] 这些立法例各具特色，对促进和鼓励交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交易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并非世界各国立法通例。
我国现行民法是否已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11]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和司法实践，均已不自觉的承认了物权行为。[2] 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来看，确实规定登记或交付为物权变动要件，就动产所有权转移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移转，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就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而言，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论是土地权属的变更，还是房产所有权的变更，均应当办理登记。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因为就动产来说，我国民法从未承认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必须具有物权合意。就不动产来说，我国法律也不承认在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存在债权合同和物权合同两个合同，不动产的交付是依据不动产买卖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不动产的登记也要以不动产买卖合同为依据。也就是说，我国立法对交付、登记等物权变动的要件规定，主要是出于公示的要求，不能成为物权行为存在的依据。概括来说，我国民法的规定类似于瑞士法的立法模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采取此种模式而非物权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而且易于被执法者理解和掌握。而物权行为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联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符合德国法学思维方式对抽象化之偏好，严重歪曲了现实法律生活过程，对于法律适用有害无益，毫无疑问是不足取的。”[12] 第二，我国的立法模式切实反映了各种纷纭复杂的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完全符合我国现实生活常情。而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将现实生活中某个简单的交易关系，人为地虚设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明晰的物权变动过程极端复杂化。第三，我国的立法模式能够有效地、平等地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利益，不管是对出卖人还是对买受人都能够兼顾其利益，并平等地加以保护。而物权行为理论，割裂交付、登记与原因行为的关系，虽然强调了对买受人的保护，但却忽视了对出卖人的保护。[13]
总之，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它虽然被德国立法和实务所采纳，但其自身缺陷必将导致其灭之，且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14] 按照法律本土化的要求，我国物权立法也不宜采纳这一理论。而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重视法律制度在实践上的现实价值、强调法律制度与现实社会的协调、注重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对当事人利益平等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和规则体系。



参考文献：
[1]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2] 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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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3] 王利明：《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作者:李林启,男,河南省原阳县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