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周某在县城建有房屋一栋，2008年7月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次年，周某因生意亏损，欲将该房出售。朋友李某知悉后欲购买周某房屋,经过洽谈，周某将该房作价60万元出售给李某双方于2009年8月15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当天，李某支付了购房款50万元给周某，周某将房屋产权手续交给了李某，双方约定在两个月内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由李某支付完余款。合同签订次日，周某外出务工，双方失去联系，后李某亦外出务工，买卖房屋一直未能办理过户手续。2011年中秋节，周某回家过节，此时李某仍未回家。周某见当地房产已大幅升值，即到当地房管部门通过挂失补办了房屋产权手续，将该房以9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某，并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2001年底，李某外出务工回家，找到周某要求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周某告知房屋已另卖给陈某。周某同意退还购房款并按银行贷款利率付息给李某，但李某不允，只要房屋，双方发生纠纷。李某于2012年3月将周某诉至法院。

　　二、分歧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应继续履行，讼争房屋归李某所有。虽然周某已将房屋另售陈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周某在将房屋另售陈某时隐瞒了该房已出售给李某的事实，具有欺诈性。法院应追加陈某为本案第三人，将周某与陈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撤销。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李某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但双方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现周某已将该房另售陈某且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实现了物权转移登记，陈某取得了房屋的合法物权。因此，李某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不能实现其目的，无法实际履行。法院应判决解除李某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由周某退还购房款给李某，并按违约责任赔偿李某的经济损失。

　　三、评析：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其理由是：

　　本案是典型的“一物二卖”。李某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李某已实际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为什么还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这就牵涉到不动产转让中的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关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法条可看出，不动产物权登记，最基本的效力表现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当事人虽然订立了合法有效的买卖房屋合同，只有依法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让登记后，才发生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不经登记，法律不认为发生了房屋所有权的变动。基于此，我国对物权变动在立法原则上采用的是债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是例外。

　　何为债权形式主义？这是与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相对而言的。我们知道法律行为是引起物权变动的诸法律事实中最重要的一种，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何进行，各国物权立法上有三种模式，即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是指对物权的设定与移转仅因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亦即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仅以买卖合同为依据，既不需要另有物权行为，也不需要以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移转的生效要件。本案的第一种处理意见就是这种观点。而物权形式主义则指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除了买卖合同外，还需要当事人就移转标的物所有权达成物权合同再加上登记或交付始能移转所有权。这种物权变动显得烦琐。债权形式主义指的是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的结合，其核心是：物权的变动，只需在债权的意思表示之外加上登记或者交付即可，不需另有物权的合意。由此，债权形式主义引起　物权变动的要点有二：一是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须以债权行为的有效为前提；二是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简言之，有效的债权（合同）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前提和原因，而登记或交付是物权变动的表现形式。我国物权立法原则上采用的是这一模式。具体到本案，李某与周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仅是转移不动产物权的意思表示，而不动产登记则是转移物权意思表示的形式，只有二者结合才完成了物权行为。

　　由上可看出，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是两个应当区分的概念。合同有效并不必然产生物权的变动，但物权变动的前提是必然合同有效。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说明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基础关系，主要是合同。而合同是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范畴，其成立以及生效应该根据合同法来判断。我国的民法学将这种合同看成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也就是前述所说的前提，而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一般只能在登记后生效。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也许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物权因客观情势发生变迁，使得物权的变动成为不可能；也可能是如本案物权出让人周某的“一物二卖”，其中一个买受人陈某先行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其他的买受人李某便不可能取得合同约定转让的物权。

　　因此，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和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本身是两个应当加以区分的概念。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合同一经成立，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亦即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就可以发生效力，属有效合同。合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产生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必然与登记联系在一起。而登记是针对民事权利的变动而设定的，它是与物权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登记针对的并非合同行为，而是针对物权的变动所采取的一种公示方法。如果当事人之间仅就物权的变动达成合意，而没有办理登记，合同仍然有效。本案中李某与周某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合同就已经生效，但因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不能发生移转，李某不能取得物权。相反，陈某与周某就房屋买卖达成了合意即签订了合同，并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房屋所有权发生了转移，陈某取得了物权。所以，在不动产转让中把握好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作者单位：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


简要案情：
犯罪嫌疑人王某，在2005年通过他人将假运输发票开给当地的多家个体运输户，发票填的承运单位也是假的，个体运输户用这些发票到托运企业结算运费，企业也作了抵扣。（开票方受票方当时都不知道是假票）王某的行为涉嫌虚开用以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触犯了《刑法》第205条之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可是对王某涉嫌犯罪的数额问题产生了分歧，因为“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的税率是营业额的6.15%，税种分别是个人所得税（代开票户）营业税，城建税，其中的个人所得税（营业额的3%）是以年度为结算期限，而本案在年终前查获，那么认定王某虚开行为造成的国家税款损失的数额是以6.15%税率认定，还是除去未到汇算清缴期的3%个人所得税部分认定。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以营业额的6.15%税率认定王某的犯罪数额，因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是行为犯，你只要虚开出一份发票给了个体运输户，就造成了该份发票的税款流失。王某应该为该税额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犯罪数额应该以个体运输户纳税规定认定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的税款，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由纳税义务人在次月七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按此规定，个体运输户获得了假发票去结算运费，虽然已偷逃了国家的税款，但这3%的个人所得税，它是按年计算的，在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都可以去税务部门缴纳，因本案是在年终前被查获，它的纳税期限和汇算清缴期限未到，不能排除个体运输户会主动重新开票纳税。因此这3%的个人所得税不能认定在犯罪数额内，只能以纳税期限已过的二个税种计算王某的犯罪数额。
　第三种意见认为，《刑法》第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行为犯，它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就构成犯罪，但《刑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都对该罪规定了，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致使国家税款被骗5000元以上的犯罪构成数额。说明了该罪虽是行为犯，但也要求一定的结果，并不是完全的行为犯，那么对王某的数额认定，应该分为二部分，超过纳税期限的，定造成国家税款被骗数额，未到期限的以虚开的税款数额计算。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以第三种意见认定王某的犯罪数额比较妥当。因为我国《刑法》第２０５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行为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成立，并不必然以抵扣税款的出现或实现为必然条件，它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秩序和发票管理秩序，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就可构成犯罪，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有过犯罪数额标准，在新规定出台前仍有效，但也不是说该罪是结果犯，要以犯罪结果来定罪，绝大多数学理解释都是如此认为。但也有学者认为虚开用以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同，前者是结果犯，即除了实施虚开行为外，其虚开的发票还必须被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或抵扣税款，才能构成犯罪。１笔者认为，对虚开用以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这项罪名构成要件，在没有司法解释前，并不能以哪家学理解为依据，要根据案件事实，正确分析其犯罪构成要件，虚开用以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如本案的运输业发票，在承运人未用该发票结算来运费前，国家的税款并未流失，只有使用了发票结算了运费，才造成了税款流失，由于个人所得税是以年度为结算期限，在年度汇算清缴期前，该税款还不能说是真正被骗，虽然这些个体运输户都没有按国家《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建立帐簿，经营活动进行登记，税务部门是无法从帐簿上发现这些虚开行为，运输户也极少可能会良心发现，在汇算清缴期限前主动去补交虚开的税款，但还是存在可能性，将未到纳税终了期限的个人所得税部分，不计入犯罪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内是比较合理的。这也并不是将其作为结果犯来论处，虽然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税收征管秩序和发票管理秩序，在无证据排除个体运输户补缴的可能性情况下，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对王某的犯罪数额认定，以个体运输户使用发票为基础，已过纳税期限部分的税款数额，作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计算，未到纳税截止期的税款数额，作为虚开税款数额，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上分析正确与否，请各位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