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所有权的原始取得重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重要交易规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立法必然要求。

　　【关键词】 善意取得　 概念　立法原因　理论基础　制度起源 立法宗旨　　


　　一、概念及立法原因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如果他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所有权的原始取得重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重要交易规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立法必然要求。在广泛的商品交换活动过程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作出调查，如果受让人善意有偿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使交易无效，并让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时，随时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要退还，这样就会造成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秩序的稳定，而因善意取得制度其有强化占有公信力，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而为近代各国民事立法所借鉴采纳，我国司法实践对善意取得亦采取肯定的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善意取得是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原始取得制度的一种特殊取得制度。在古罗马法时代，由于信奉所有权绝对原则，“任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因而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

　　二、理论基础及制度起源

　　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多数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原则，根据“以手护手”原则，将自己的财产让与他人占有者，如相对人再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物的所有人只能要求相对人赔偿损失，而不能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这一原则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被现代各国或地区民法所承受。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商品交易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和空间中频繁进行。从事商品交易的当事人很难知道对方是否对其占有的物品拥有所有权，也很难进行查证，况且在商机万变的信息时代，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对每一个交易对象的权利是否属实加以查证，不太现实。如果受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该财产，而在交易完成后因出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使其善意第三人退还所得的财产，这不仅要推翻已形成的财产关系还使当事人在交易中心存疑虑，从而造成当事人交易的不安全，法律为了避免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干扰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虽然我国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并未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一些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已经肯定了善意取得制度。

　　三、立法宗旨

　　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宗旨是协调由无权处分行为产生的善意受让人与物的所有人的利益冲突，在强调保护物的所有人利益的同时，也注重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从而保护交易的安全，稳定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四、适用条件与适用法律效果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该法在第九章对善意取得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这是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民事特别法中的明确规定，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保护善意的交易相对人，促进社会经济秩序之稳定，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有序地发展。

　　适用善意取得，应具备如下适用条件：

　　（一）标的物为依法可以流通的动产或不动产。并非所有的动产或不动产都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列标的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①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动产，如国家专有动产、枪支弹药、爆炸物、麻醉品、毒品②占有物脱离，也即非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如盗窃物、遗失物，但是对于通过拍卖程序或公共市场交易而获得占有脱离物，其权利人除非偿还善意占有人所支出的价金，否则不得请求返还，另外货币和无记名债券不适用占有脱离物的有关规则，真权利人不得请求返还③记名有价证券④依照法律规定所有权变动须办理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且已办理登记的动产，如船舶、飞行器。

　　（二）让与人对让与的财产无处分权，非法处分权人的占有必须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而取得。所谓无权处分，是指让与人无处分权而从事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对财产的处分权是属于财产所有人，让与人是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如果让与人有权处分则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常见的无权处分有以下几种情形：①无所有权的情形，如承租、保管或借用人对承租或保管、借用的财产而将该财产出让给他人，如无效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将买受的标的物有偿转让给善意占有人；②所有权受到限制的情形，如某一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而将共有财产处分给他人；③代理人擅自处分被代理人的财产的情形，如代理权终止、超越代理权、无权处分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发生无权处分的情况。如果让与人虽然不是动产的所有人，但在法律上是有处分权的人，如所有人的代理人、行纪人、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公司的清算人等，则不能适用善意取得。

　　（三）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善意取得以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主观上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为其必备要件。所谓善意，是指第三人于受让时，不知出让人为非所有人，也不知出让人无权处分。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这种善意应为“推定善意”，这一原则已为德国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明文确认。第三人和占有人（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行为时，根据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以及占有的公信力，我们应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如果原权利人主张权利，则负责举证第三人为非善意，如不能举证，第三人则为善意而取得财产所有权。财产的善意取得以受让人的善意为条件，如果受让人具有恶意，则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受让人自始不知道该物为善意取得，因此，善意的适用时间应为物权变动行为发生之前，在此之后即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原权利人不得以受让人恶意要求返还原物。善意判断的时点为：动产善意取得为交付时，不动产善意取得为登记时。

　　（四）受让人取得财产是基于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行为。善意取得是以有偿取得为前题条件，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必须向出让人支付相应对价。因此受让人取得的财产必须是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来实现，如果通过继承、赠与等无偿行为取得财产，则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

　　（五）已作出了物权变动行为。根据《物权法》规定，动产的物权变动必须作出了交付行为，交付可以为现实交付、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及占有改定。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生产要件，如果受让人没有为权利的变更登记，也就没有实现物权的变动，即使受让人占有财物，财产的物权仍属于原权利人。因此，只要符合以上四个条件即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原权利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要求赔偿，而不能向受让人行使物权请求权。

　　善意取得产生如下适用法律效果：

　　第一，善意受让人取得物的所有权。善意取得属于原始取得，因为这种所有权或他物权的取得并非基于所有人的意愿，也非基于让与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由于其为原始取得，动产上原有的负担亦归于消灭。
　　近期，名贵乌木事件让人们对当地政府将乌木收缴国家的法律依据，即民法通则第79条引起重视。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笔者认为，此条款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当前特定的社会转型期背景下有以下不妥:

一是法条规定的事项与民法通则所调整的对象不符。民法通则第2条确认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国家不该成为通则中的利益主体。民法通则第79条却嵌入了国家的权利或利益，这使国家在处理民事关系时的公正性打了折扣。

二是法条与传统“先占”原则的自然正义不符。“谁发现、谁占有”这一“先占”原则早在罗马法中即确立，源于人类古老的取得财产的自然方式，因它遵从了惯例，符合社会中流行的自然正义，现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充分认同。实际上，拾荒就是为大众所认同的一种先占行为。当法律规定和人们的日常思维及习惯极端不一致的时候，立法者应当反思如何将法律和自然正义的习惯做法调和得更好。

三是法条为选择性执法及与民争利提供了依据。在“争夺乌木”事件的背后，当地政府“国有”看似于法有据，但是放置到经济生活的常态下来看，其实不然。比如，像垃圾这种无主物，地方政府处理起来为何就不那么积极了呢?当下落实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有进退失据之虞，政府往往会陷入“选择性执法”、“疏于管理”、“与民争利”的窘境。

民法通则于上世纪80年代实施，有些规定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作相应的修改，笔者认为，对第79条的规定进行修改时，应充分吸收财物先占原则的合理成分，国家也可先行并尽快建立奖励机制，尝试设立对发现的不明物进行评级评价机制，最大限度平衡发现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可以鼓励地方性立法，探索对诸如乌木等发现物进行保护和收藏的处理方法。

(作者单位: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