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层级监督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总结以往行政监督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层级监督新机制，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的要求，对于顺利推行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层级监督在各级政府行政实践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形式与内容、方法与措施、实施与效果存在着相互脱节，甚至流于形式，从深层次影响了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为此，笔者结合《纲要》的学习，对加强行政层级监督谈点肤浅认识，以供同仁商榷。
一、层级监督，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
行政复议是行政系统内部依法定程序进行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层级监督制度。这是依法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渠道，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重要制度，也是政府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做好行政复议工作，不仅对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权，促进依法行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行政复议活动的启动者是行政相对人，没有相对人的申请行为便不会产生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这是行政复议区别于其他行政监督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行政机关层级监督仅靠行政复议这一被动监督手段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加强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的主动监督，这样才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开展得到全程监督。
行政机关层级监督是指在行政机关系统内，负有行政监督职能的上级行政机关监督下级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的一种监督制度体系。从法律意义上说，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是一种自我纠错制度，如果说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的话，那么行政机关层级监督则是一种内部监督。这种差异性决定了行政机关监督具有自身监督功能、方法和程序。
一是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监督的基本特征。层级制的结构是上下统属的，每一下级层次对上一层次负责。除了最高层外，每一层都是按地域行政单位分成若干块块，层次越低，块块越多。基于行政机关层级制，行政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成为构建两大监督关系的基础，这两大监督关系是：（1）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监督；（2）各级政府对所属的职能部门的监督。当然，在垂直领导体制中，只存在一种监督关系，即上一级行政机关对下一级行政机关的监督。
二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是行政监督的主体。行政监督是一种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层级制的结构决定了在行政机关系统中，除乡、镇人民政府外，行政机关都是监督主体，凡是有下一级被领导的行政机关，作为上一级的具有领导权行政机关就具有监督主体资格。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有权监督所属的部委以及其他直属机构的执法活动，同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地方的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分别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
三是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是行政机关监督的对象。在各级行政机关的权限中，除了部分行政机关具有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行政立法权外，行政机关的权限主要是具有执行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虽然有自身的缺陷，如监督的公正性、有效性等，都因为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利害关系而受损。但是，行政机关监督也有其优点，如具有较高的效率，给行政机关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从而提高行政机关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权威，从而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有效性。因此，各级政府要实现“建设法治政府”这一目标，必须强化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克服自身的不足，使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始终得到有效地监督。
二、诸多问题，层级监督的制约瓶颈
行政机关层级监督是解决和预防行政机关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和违法行政的最直接和最有效手段。但与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检察、法院、监察、审计等其它方面的法律监督相比较而言，目前它还存在着诸多瓶颈，监督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保障跟不上等问题，与《纲要》的定位和要求要求极不相称。
一是行政层级监督的法律、法规不充分，行政层级监督的有关立法存在缺失和空白。进行行政层级监督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相应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只是笼统地规定上级行政机关负有监督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责任，但未对行政层级监督作出专门的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行政层级监督较之侦查监督、立案监督等司法(诉讼)等监督显得更薄弱。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缺少对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以及监督结果运用的规定，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和空白，以至于行政机关层级监督在某些方面只能“望详兴叹”。即使有法可依的监督，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监督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规定，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若被监督者对于行政监督部门提出的建议不予履行、不予纠正，行政层级监督机构的监督便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同时，由于我国现有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对等，往往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多，义务少，并且对行政机关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也规定得不具体、不明确、不完善，行政层级监督机构即使发现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有违法失职行为，由于缺乏追究责任的标准，监督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
二是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机关自我修正机制不完善。从现行法律制度上来看，对行政管理的监督机制很多，有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行政复议监督以及行政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监督等，并且这些监督机制正在日益发挥监督作用，但因其监督性质的决定，则过多注重的是事后监督，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只能是“亡羊补牢”式的监督。而注重行政全过程监督的层级监督，由于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机关自我修正的机制不完善，其“防微杜渐”的作用得不到真正发挥，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增大，甚至影响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行政层级监督时常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各级领导重视且监督机关工作能力强，业务范围就广，监督工作就开展得有声有色；各级领导不重视或者监督机关的工作能力弱，业务范围就萎缩。现今行政层级监督程序不完善，操作不规范，行政层级监督机构缺乏制约机制，没有合理的监督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行政层级监督方式还停留在“救火式”水平，即哪里有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层级监督机构就到哪里查处，而很少对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行政行为产生。
三是人力、财力、物力匮乏也是影响行政层级监督工作开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主要表现是业务经费紧缺和技术装备落后。目前，许多行政机关层级监督机构都存在着无人力作为、无财力积极作为、无物力主动作为的问题，其原因之一就是人员编制紧张、经费不足、物质技术条件不适应客观要求，其后果往往导致“监督不到位”、“监督难开展”等问题的发生，违法行政行为得不得及时纠正，增大了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三、创新机制，层级监督的重要途径
针对目前行政层级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纲要》要求，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保障、创新体制与机制、提供强有力监督保障三个方面努力，才能有效地确保行政机关层级监督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l、从立法的高度对行政层级监督的有关问题进行明确，保证行政层级监督的权威性。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层级监督规定的不明确严重限制了行政层级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认为应从立法的高度明确规定行政层级的监督主体、监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以及监督结果运用等有关问题，即应明确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实施层级监督的主体由哪个部门担任，对行政执法机关的哪些方面进行监督，采取何种方式监督以及对被监督单位不服从层级监督可以采取何种惩罚措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行政层级监督的顺利开展工作。
2、创新层级行政监督体制与机制，逐步形成监察、审计、政府法制监督的有机整体。一是改革监督体制与机制。在现有监察、审计、政府法制监督的基础上，可探索一种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三合一”的监督体制，通过实现监督体制网络化，克服多部门分散监督的弊端，实现监督的整体效能。可探索试行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的垂直隶属体制，克服因同级辖属而无力监督的缺陷。在改革监督体制时，要借鉴国外经验，充分考虑“三个一定”的主张，即“监督机关地位一定要高，权力一定要大，手段一定要硬”，改变因“位低、权微，手段弱”而不能实施有效监督的现状。目前，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层级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会监督各自为阵，并没有形成一股“监督合力”，人多势众却监督不力，造成很大浪费。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监督机制上不合理。因此，在改革体制的同时，要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机制，逐步试行“各类监督联系会议”，“定期联合办公制度”，“案件移送制度”等，通过沟通协作，使分散的监督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积极实施政府法制监督。政府法制监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辖区内的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并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不合法、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依法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一种法律制度。就探索行政层级监督新路子而言，经过几年的实践，政府法制监督越来越显示出监督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强制性特征。因为，政府监督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依据，以法定职权为手手段，能够实现对行使行政权的全面、有效监督。政府法制监督的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的内容是全部的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范围包括行政行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阶段；在监督的效果方面，监督机关有权纠正或者撤销不合法、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具体实施部门为县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
3、大力改善行政层级监督部门的设备技术条件，充分保证行政层级监督部门的业务经费，以适应行政层级监督工作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调查取证工具、检测分析仪器、强制执行手段、资料档案管理设施等方面，应予充分保障，并保持一定的先进性。这是一种不可减免的行政成本和法制成本，必须按需付出。现在许多行政层级监督机关都存在着不想为、不能为、不作为等问题，其原因之一就是经费不足，物质技术条件不适应客观要求，其后果往往是导致职责不能履行、监督不能实施等弊端，实际上这反而增大了社会成本。因此，在财政能力范围内，应尽可能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监督机关有足够的业务经费和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以提供有效服务和消灭积案，而作此必要投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

（卞军民）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了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而在保险审判实务中，围绕该条的法律适用难题很多。德国保险合同法制定于1908年，德国联邦议会于2007年11月23日基于全新的指导思想[1]对该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德国保险合同法（以下称为“《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对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完善。笔者依托于德国法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研究，试图给我国保险法的相关制度设计提供些许启示。

一、德国法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

《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在吸收德国旧保险合同法规定及相关法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进行了系统规定。较之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的规定，《德国新保险合同法》更侧重于向投保人利益倾斜。具体来说，《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在评价投保人是否违反告知义务上，要求满足客观和主观构成要件。

（一）客观构成要件：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

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既包括未说明的消极不作为，也包括错误说明的积极行为（作为），这是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构成要件。[2]但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行为上，还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

1.投保人书面询问有限告知模式。对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在比较法上有不同的模式，主要有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和询问回答义务模式。《德国旧保险合同法》第16条第1款句1规定，“投保人知悉且对于危险承担重要的情况，应于订立合同同时告知保险人”，采取无限告知义务模式。德国保险合同法修订过程中，无限告知义务模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投保人对保险人书面询问的回答模式。《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1款句1规定，只有通过书面形式询问的问题才是重要的。对此，（1）法律首先给保险人设定了询问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对投保人提出询问，则立法假定未被询问的情况并不重要，投保人不需要告知，也就不存在违反告知义务问题。比如，保险人给出了填写特定疾病的表格，那么投保人就不需要说明表格之外其罹患的其他疾病。[3]并且，在保险人未询问的情况下，德国法还否定保险人基于欺诈说明的合同撤销权。[4]（2）在保险人询问形式上，德国法要求保险人通过书面形式询问，通过书面询问，则将危险情况是否重要交由保险人来评价。而投保人能够相信，只有以书面形式询问的问题才重要。[5]

2.书面询问问题未必就是重要问题。以书面形式所提问题还必须是客观上确为重要的危险情况。如果投保人对于保险人书面所提问题重要性持有异议，则负证明责任。当然，在投保人的证明限度上，德国法院判决认为，只要能够判断危险情况可能或者大概不重要即足够[6]；然后则要由保险人进一步提出其对于危险判断的基本原则作为反证。但是保险人对于“众所周知”的危险情况不需要反证，例如在健康保险上，感染艾滋病毒[7]、酒精肝[8]均属于众所周知的危险情况，保险人不需要对其危险评价原则加以说明。

（二）主观构成要件：投保人主观过错

根据德国保险合同法规定，如果投保人对于重要危险情况未如实告知，在适用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还需要查明投保人涉及何种过错，这构成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具体来说，根据投保人主观状态，主观要件主要包括故意、重大过失、轻微过失、无过失或者欺诈。

1.故意和重大过失。在德国制定法上，并无故意、过失等主观状态的法律定义，而是交由法学理论来加以发展，并由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来进行判断。在德国法上，通说认为，民法上故意是指对于事实要件的知悉并且具有产生损害的意愿；在确定故意的要求上，放任产生损害的意愿即间接故意已经足够。[9]

重大过失则要求特别重大、恶劣的不可免责的忽视，这种忽视是任何人都需要并且能够注意的。[10]重大过失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客观要素，即对于行为禁令的认识和避免的可能，其具体的评判标准是任何人的平均认知标准；二是主观要素，即更高的主观可归责性，因为每个人都能认知和避免，所以投保人违反此要求，其主观可归责性更大。[11]

2.无过失。在德国法律实务中，投保人无过失的案例很少出现。如果投保人毫不沾边地回答了问题或者错误回答问题，或者投保人错误地将情况认为不重要，则能够指责其过失。但是，德国法在以下情况下则确定了投保人无过失，如果申请表格空间有限并且投保人已经告知了所询问问题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下能够考虑投保人的无过失。[12]投保人的无过失还能够在以下情况下推导出来，如果基于家庭医生的说明，其是健康的，而事实上其并不知晓真实情况，并且因此错误回答了相关健康问题的询问。[13]无过失需要投保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在德国法上，填充申请表格时保险经纪人的过失亦归为投保人的过失。[14]

3.欺诈。欺诈是故意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指投保人在告知其有说明义务的事实时隐瞒并意图造成混淆。欺诈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如果合同相对人在缔结合同时知道真实情况，则不会就约定内容订立保险合同。[15]

（三）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举证责任

德国保险法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举证上，要求保险人证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即保险人需要提供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事实。

在保险人举证证明了客观构成要件后，推定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即投保人需要举证证明其轻微过失或无过失。

对于欺诈主观状态的证明，则需要由保险人举证，因为欺诈法律后果对投保人利益最为不利，故从保护投保人利益倾斜角度不适用推定原则。

二、德国法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

在德国法上，投保人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属于不真正义务（Obliegenheit）。不真正义务是保险法上的特产。在保险合同法中，“不真正义务”设定投保人的行为规则，[16]这种行为规则同债法中的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的区别在于，不履行不真正义务，对方当事人不能起诉要求履行。[17]不真正义务与同样不能起诉要求履行的附随义务的区别在于，不履行不真正义务并不能引起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是引起其他法律后果。德国法理论关于不真正义务同义务（Plicht）的界限一直在争论不休。[18]但是，《德国新保险合同法》却大胆地以不真正义务为标题，对不真正义务进行了系统规定，投保人告知义务、危险提高告知义务以及其他不真正义务均在此标题之下。

作为先合同义务的投保人告知义务是最纯粹的不真正义务，此义务能够使保险人正确评价所承保风险，以确定是否以及基于何种条件特别是基于何种保险费率来承保风险。[19]

（二）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作为一种纯粹的不真正义务，保险人并不能起诉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但是如果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产生失去相应权利的法律后果，这也是违反不真正义务的实质所在。德国保险法关于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针对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3款句1规定了同条第2款的例外：如果投保人并不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不真正义务，则保险人并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从该款规定的反面解释，并结合同条第2款规定内容，能够推导出：如果投保人故意违反合同前的告知义务，则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这对投保人重大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亦同样适用。但是，《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第19条第4款对于这个基本原则规定了例外，即在特殊情况下保险人不能解除保险合同，而只享有变更保险合同的权利。

2.保险人的合同终止权。如果投保人成功举证反驳了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指责，则保险人不能行使解除合同权。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投保人轻微过失或者无过失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则可以行使合同终止权[20]。在德国法上，合同终止权是在继续性债务关系中不具溯及力地消灭债的关系的权利，同解除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债的关系相区别。[21]当然，德国保险法对合同终止权还规定了例外，即在特殊情况下，保险人不能终止合同，只能要求变更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