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合同法对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影响

吕为锟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受该法调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难以受到该法调整。司法部应当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民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动合同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劳动合同法》获通过，而《律师法（修订草案）》未获通过。近年来，律师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的案件屡见报端，法学界关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合伙关系的争论不休。《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是否受该法的调整？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那么，律师事务所是哪一类用人单位？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在该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之列。然而，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不属于该法所列举的任何一种用人单位，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是否劳动关系、是否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律师们争论的话题。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造成的，而定位不明问题的根源是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部门越权行使登记管理权。《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彻底地暴露出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也就是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律师法（修订草案）》没有触及和解决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未获通过并非是一件坏事。

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以下简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

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文化部首先响应，于11月25日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民政部积极出台措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于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大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唯司法部除外。

《律师法》是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从时间顺序上看，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在后，律师法没有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是必然的。律师法施行后，司法部依据律师法颁布《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长期开展登记管理工作。当民政部在全国开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时，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上海市司法局对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办理登记。上海市司法局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 这就是司法部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的依据和理由。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定位不明”的社会组织。

二、关于律师事务所定位问题的调研报告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姓裴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裴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反问：“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裴科长看。裴科长摆一摆手，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再了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同意了他的观点，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裴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业务主管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裴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他那热情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欢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前往进行登记。裴科长继续说：“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再三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裴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裴科长办公桌上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开门见山地问边永生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永生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各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文件来，是《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

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 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 他还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按照营利性组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少得可怜。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显然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

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认为律师事务所属于“中介组织”或称“中介机构”。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确实属于“中介组织”，但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没有理论指导价值。

《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笔者称之为“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

三、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有其合理性一面，不存在非法性，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或者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吗？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登记”的字眼儿，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实质上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属于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律师法而是违背之。《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民办学校审批的规定与律师法的规定相类似，但教育部没有据此作出自己进行登记的批复，民办学校纳入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明显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邪教组织暗地自己进行登记，被取缔，司法部公开地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被默认。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般地以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律师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律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如农民工。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合伙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化”代替“规范化”。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以来，我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人事部门和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事倍功半。2004年司法部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现行《律师法》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修改《律师法》已非常必要和紧迫。这一报告把律师行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律师法修订，把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并引起管理混乱的责任归责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笔者曾致信司法部长张福森，呼吁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促进律师法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修改，特赠送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下联“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司法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发布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没有作出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提前列入立法规划后，司法部拟定了《律师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常委会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准许“个人开业”，这只是吸收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组织形式之一，没有将民办律师事务所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全面确立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没有体现出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也不符合“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不仅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相冲突，并且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因此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这样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能够获得人大审议通过吗？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等于通过“关于许可司法部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律师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树立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信念，自觉地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批复》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解决现行律师管理法律、规章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法规、规章相冲突问题，在律师行业中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确保国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事业单位，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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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天津路123号。邮政编码：276826。工作单位：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13806336639。


　　一、妮可案的错判与被冤枉的被告

　　2000年6月，年仅10岁的妮可与她的小伙伴在荷兰史丹姆的一个公园玩耍时，被人强奸后杀害。妮可的小伙伴也受到了该犯罪人的攻击并身受重伤。嫌犯希思被逮捕后，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向警方、检方和调查法官含含糊糊地承认他犯了前述罪行，并承认其对儿童有性兴趣。但不久之后，希思撤回了他的供述。希思的体貌特征与目睹惨案经过的妮可的小伙伴对犯罪人的描述不一致。妮可的小伙伴指称的犯罪人确定不是希思。犯罪现场提取的DNA与希思的DNA也不一致。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定希思为犯罪人，最高法院也驳回了希思的上诉。

　　妮可案的判决在荷兰引发了强烈反响，媒体和学者均对该案的事实认定提出了批评，认为希思不是犯罪人。但荷兰最高法院认为，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出现足以改变原判决结论的新事实时，方可启动再审程序。该案没有新的事实，不符合再审条件。2004年，另一起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出人意料地招认，妮可的惨案系其所为，该犯罪人与妮可的小伙伴的指认完全一致，其DNA与妮可案中犯罪人遗留的DNA完全一致。显然，这些新的情况说明法院对希思的定罪是错误的。很快，荷兰最高法院释放了希思，启动了妮可案的再审程序。

　　妮可案的错判成为荷兰刑事司法中司法错误的一个典型事例。荷兰检察机关对该案进行了全面调查，评估警方和检方在该案中的工作，以防止错案的再度发生。该案的调查报告发布后，产生很大影响，并引发了改革荷兰刑事司法制度的讨论。

　　二、荷兰刑事法官在事实认定中的角色

　　妮可案的错判确定之后，该案的一、二审法院发表声明，强调该案的错误仅是一起个案。不能因为该案事实认定的不当而怀疑整个刑事司法制度，在刑事审判中仍然要靠称职的职业法官对事实加以正确的认定。

　　荷兰的刑事法律文化追求客观真实。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对事实的认定的主动性由法官主导。不像英美法系，通过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从而发现案件事实，认定事实的主动权属于控辩双方。在荷兰的司法实践中，事实的发现是案件主审法官的首要任务，法官在认定事实上具有能动的作用。法官应对被告进行调查，对证人进行询问。控辩双方虽然有权向被告人或证人提问或质疑，但只能在法官提问的基础上进行。开庭前法官已经阅读过卷宗，庭审时法官关注的是卷宗中尚未清楚的问题。荷兰法官认定事实靠的不是证据规则，而是法官个人的内心确信。辩方无权直接传召己方证人出庭作证，而必须请求检方或法官传唤己方证人。根据荷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考量是否准许辩方证人出庭的问题上，法官或检方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辩方在事实认定方面的作用无足轻重。

　　荷兰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客观上为法官发现事实制造了困难。根据荷兰法院的判例法，被告人在警方侦查阶段的供述可以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法官在审判中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证人所做的证言也会被采信。传闻证据可以被采用。在刑事庭审时也不展示所有的证据，庭审的主要任务是确认警方在侦查阶段所做的工作。而这一确认工作主要是在侦查阶段的书面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荷兰刑事诉讼法第344条第2款即明确规定：“单独建立在警方案件报告基础上的证据可以采信。”荷兰的刑事庭审是在卷宗的基础上展开的，法官很少问被告问题，也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法官只是在总结警方的工作并时不时询问被告的相关辩解。因是之故，在荷兰的刑事司法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不得不依赖警方和检方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刑事判决的质量取决于警、检方的工作质量。与其说是要对法官认定事实的能力有信心，还不如说要对警方和检方有信心。

　　三、荷兰检察机关和法院对妮可案的不同回应

　　在妮可案之后不久，荷兰检察机关针对该案成立了普茨姆斯调查委员会（以其主席弗里茨·普茨姆斯之名命名），调查范围限于警方和检方在侦查、起诉和提出证据阶段所犯错误。为了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调查未涉及法院的工作。

　　审理妮可案的一、二审法院也在内部对该案的审理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并未公布。法院指出，之所以不公开调查结果，是因为荷兰的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只能通过其判决表达观点。法院审理过程中的评议意见必须保密，只有评议结果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公之于众。荷兰最高法院院长科斯滕指出，为了从错误的判决中汲取教训，秘密评议原则不能用来反对公众对已证明为错误的定罪的关切，应当通过增强公开性与明晰性来重获社会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相对于法院的保守态度，荷兰检察机关未回避问题，而是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实质性的回应与沟通。荷兰检察机关就存在重大争议的刑事已结案件成立临时性的调查委员会，对侦查、起诉和提交证据阶段有无严重的工作纰漏进行评估，但无权就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犯有错误进行调查。2007、2008年，该委员会就社会高度关注的3起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布了报告。第一起案件是一位女护士被控在医院里犯有7起谋杀（既遂）和3起谋杀（未遂），经法院审判后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第二起案件的被告被认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并因此被定罪判刑。第三起案件的被告是一名护工，被认定犯有谋杀老人的罪行。这三起案件对被告人的定罪均存在疑问。委员会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第一起案件已请求提起再审，被告人在等待最高法院再审决定期间被释放。对这三起案件，原审法院均未就是否存在错误公开表态。法院的立场是一贯的：只要没有足以改变原判决事实认定结论的新事实出现，即不允许启动再审程序。

　　四、刑事疑难案件事实认定存在的问题

　　普茨姆斯调查委员会和后面三起案件的调查委员会均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前述案件事实认定存在四个共同问题。

　　一是所有的案件均为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案情复杂。二是给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据是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虚假供述，而被告人的供述均是在被捕后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无可以印证的其他证据。三是专家证言的认定存在困难。如在护士杀人案的庭审中，就医疗和用药问题，十余位专家到庭作证，专家的意见也各不相同。在专家都难以确认的事实面前，由法官认定事实存在困难。四是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警方和检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收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上，对于被告有利的证据没有开放的态度。

　　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刑事诉讼程序得到化解。如刑事侦查阶段的虚假供述，如果允许被告人的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则可以得到有效的防范。荷兰刑事诉讼法未赋予被告人和律师此项权利。从2008年夏季开始，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进行改革试验，警方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可以参加，但又规定了许多限制。这些限制使得律师无法充分帮助被告人，因而律师界对这些限制多有批评。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和法院经常需借助专家来对事实加以认定。如何评价专家的意见是事实认定的关键所在。律师、检察官、法官与专家清晰有效的交流是一项基本的要求。提问、回答与解释均应以清楚的语言进行，对于名词、概念等的不同解释应引起法官的高度警觉。应保证各方诉讼参与人及法官有充分的机会研究、质疑专家证言。以上这些方面均有待改进。

　　五、通过改革刑事再审程序纠正错案

　　为了纠正刑事错案，荷兰从两个方面对刑事再审程序进行改革，一是放宽提起再审的条件，二是增设针对刑事错案的调查程序。

　　荷兰传统法学观点认为，法律的确定性和司法权威性由受到严格限制的再审程序来确保。荷兰刑事司法实践中，严格的再审制度确实保护了生效的判决。持批评观点者认为，在设计再审制度时，不能仅以保障制度本身作为考量，而应着重考虑事实真相与正义，应当放宽再审的条件。2008年夏，荷兰提出了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草案。因为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案件事实认定借助于专家证人，一旦专家出错，判决的前提即不复存在。因此，草案规定，新的专家报告将构成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新事实”。草案还规定，若有新的证据来源（如一份报告或一本书），如果该证据来源在原审时被提交给法官则被告极有可能不被定罪时，可成为再审的事由。

　　新的法律草案允许最高法院及总检察官对生效刑事判决启动和主导调查程序。调查范围包括法院在认定事实时的错误。曾有人主张应当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决定再审程序的提起。但在讨论草案时，因为立法机关担心增设新的机构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官僚主义，否决了此种思路。草案采取的方案是：如果对生效判决的定罪事实存在合理怀疑但还不足以启动再审程序时，总检察官可自行或应被告律师的请求启动调查程序。该调查程序可以看成是启动再审程序的入口，使被告可在调查中进一步证实其怀疑。在收到调查申请后，总检察官就是否可以启动调查程序征询由律师、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对被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则总检察官必须将该案提交咨询委员会讨论。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