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例与问题
某有限责任公司有23 名自然人股东。该公司因引资需要，与公司外的第三人丙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约定由丙接受部分股东的股权。公司召开股东会对该意向书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20 票赞成、2 票弃权、1 票反对。甲投反对票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但乙等多名股东仍依照意向书内容与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甲为此提起诉讼，公司遂再次召开股东会表决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表决结果为 19 名股东同意，包括甲在内的 3名股东拒绝投票表决。乙等人随后与丙签订了解除原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并同时将甲汇来的股权转让款退还，表示撤回转让股权的意向。甲再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乙等人与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乙等人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同等条件向甲转让股权，并协助甲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3.由乙等人、丙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诉讼中，乙等人经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又将股权以高出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价格的数倍转让给丙，并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该案是股权优先购买权与股权自由处分权发生对抗的典型案例，至少可引申出以下待讨论的问题：1.股权优先权人与转让股东之间合同成立的条件与成立的时点为何。2.转让股东在股权优先权人主张权利后，能否撤回转让意向。3.股权优先权人能否以受让股东的身份对抗第三人并向法院申请股权强制执行。4.股东会能否以重新表决的方式对抗股权优先权。
二、权利对抗的症结：股权优先权性质的认定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由于法律未明确股权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导致类似案件的审判方向出现分歧。
形成权还是请求权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1]请求权则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作为该权利内容的利益，而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2]
1.形成权说认为股权优先权为特别法上的形成权，其形成效力表现在：转让方与第三方成立股权转让关系时，一旦优先权人主张或者行使优先购买权，就能使优先权人与转让方之间按同等条件产生买卖合同关系。[3]法律赋予优先权人附条件的选择权，即享有选择是否依照转让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主张购买的权利。一旦条件成就且主张购买，优先权人与转让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就立即成立且生效，并不给转让股东抗辩和反悔的机会。当股权优先权的法律性质为形成权时，优先权即为承诺权。
2.请求权说将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定位为缔约优先权，认为当出卖人将标的出卖时，其实质上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了一个附条件的要约邀请。此时，如果优先购买权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实际上就是向出卖人发出一个要约。出卖人负有在同等条件下与优先购买权人订约的义务。[4]2009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2 条、第 24 条进一步将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定性为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时，承租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享有强制缔约请求权，两种请求权竞合，承租人可以选择一种请求权予以主张。[5]
3.虽然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与形成权均以缔结强制性合同为目的，但实践中将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显然更有利于对优先权人的保护。
其一，如将优先权人主张购买的行为视为要约，则转让股东通知购买的行为构成要约邀请。但转让股东向其他股东发出的购买通知，通常以唤起其他股东与之订约为目的，而非仅为意思通知。通知中一般都较为具体明确地列明其与第三人缔结的合同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价格条件。因此，从表现形式上看，更宜定性为要约而非要约邀请。
其二，赋予强制缔约义务时，请求权人仍需等待对方的承诺才能成立合同，在转让股东拒绝承诺时，会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及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但二者均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而形成权的行使可使合同直接成立生效，转让股东的拒绝承诺导致违约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的竞合，优先权人可依据生效合同主张债权（或物权）请求权。[6]在法律未赋予优先购买权人主张撤销合同及变更判决[7]的救济方式时，定位形成权显然对优先权人更有利。
其三，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多以能够实际履行为条件，并以强制履行为主要救济手段，如邮政、电信和医疗行业等，但优先购买权为债权性质，且债权转让行为通常只是物权处分行为的原因行为，在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强制履行的情形下，将优先权定性为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意义不大。
债权性质的形成权还是物权性质的形成权
如将股权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则需进一步区分该形成权是债权性质的形成权还是物权性质的形成权，不同的定性同样会导致判定结果的南辕北辙。
1.债权性质的形成权仅产生强制性合同成立的效力。[8]股权转让协议的债权效力与股权处分行为的物权效力彼此独立，优先权人仅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如转让股东拒绝履行或执意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优先权人可享有的是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该债权请求权不能对抗在先发生的股权变动行为，如股权处分行为已经完成，则优先购买权消灭，优先权人再要求确认其为公司股东并申请强制执行回转股权，就难获支持。
2.物权性质的形成权产生强制性股权变动的效力。优先权人主张权利后成为受让股东，股权归其所有，办理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向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均系后续性的程序要求。转让股东如拒绝受领股权转让款，或拒绝履行股权移转协助义务时，优先权人可诉请法院要求确认股权归属并申请股权强制执行。[9]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1 条已明确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还原为债权，理由是依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并未将优先购买权规定为物权的一种，该权利因此不具有“对世性”。承租人不能以出租人侵害其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规定对股权优先权应同样适用。
三、不当权利对抗的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转让股东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即使时间在前，该合同的性质亦应为附停止履行条件的合同。一旦其他股东主张优先权，转让股东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停止履行，转让股东应按其与第三人约定的内容向优先权人履行股权转让义务，非有法定或约定事由不得解除合同。如转让股东撤回转让意向，或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且不具有合理权利抗辩事由时，就应向优先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股权变动的时点
优先购买权的债权性质决定要约与承诺的一致并不能当然导致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股权转让被分成了原因行为及处分行为两部分，而行使优先权达成强制性合同仅构成股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对于股权处分行为的生效时点应如何确定，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应以股权交付为准，可以以交付出资证明书等证明文件为股权交付方式。[10]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变动生效应当以内部变更登记为准。[11]鉴于有限责任公司不发行股票，因此无法以交付股票或背书转让股票的方式界定股权变动时点，前一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出资证明书非流通证券，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仅是原股东实际出资的证明，该证书并不具有设权性质，因此将交付出资证明书作为认定生效的时点，缺乏法理依据。后一种观点以公司变更登记的时点为生效时点，但公司内部变更登记是股东向公司行使的债权请求权，将公司的审查与变更手续作为界定股权处分的生效时点，具有不确定性，不利于对受让股东权益的及时保护。
基于前述原因，建议考虑以转让股东填写并交付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申请书的时点作为认定股权处分行为生效的时点。一般情形下，如转让股东接受股权价款，就应视为其已经放弃原股东身份，交由受让股东接替。但为了防止出现本案中转让股东将优先权人支付价款又全额退回情形，以交付变更登记申请书的时点作为认定基准就更为妥当，其效用在于确认转让股东已同意接受股权价款。该申请书应载明转让股东自愿且申请公司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的内容。交付该申请书的行为视同于股权交付行为，在完成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后可产生对抗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的效力，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还可产生对抗外部第三人的效力。公司对该申请书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如公司未及时办理内部变更登记，受让人可诉请要求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
单一性的损害赔偿责任形式
将股权优先权定性为债权性质的形成权，给予了转让股东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代价换取自由决定股权流向与归属的一定空间，从而缓解了优先购买权强制缔约的绝对性。
优先权人主张权利后，转让股东拒绝向其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既构成违约，也构成对法定权利的侵害。此时，优先权人既可主张违约损害赔偿救济，亦可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救济，二者择一行使。虽然实际履行也是违约救济的方式之一，但在转让股东拒绝履行的情形下难以适用。这是因为，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由优先权人支付转让价款，由转让股东将股权转移至优先权人名下。诉请要求转让股东承担实际履行责任，就是诉至法院请求以确认判决强制执行股权，而赋予优先权人得以诉请实现实际履行的权利，即等同于视股权优先购买权具有物权性质。此时亦可援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认定已构成合同强制履行不能的法定情形。
损害赔偿责任的数额范围
股权优先权与承租人优先权相比，其损害赔偿数额较难确定。承租人优先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至少可以包括购买同等条件的房屋所多支付的价款和购买其他房屋的缔约成本。[12]而股权优先权是由股东权派生出来的，它与纯粹的物权及物权化的租赁权有别。它不是基于对标的物的所有、占有和使用，而是由于股东对公司法人出资，取得股东资格后而依法享有的一项权利，[13]如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确实是一个难题。
四、合理权利对抗的应然与实然
合理权利对抗，不会产生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在遇有股权自由处分权与股权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对抗的场合，可考虑给予各方合理抗辩的事由，从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及维系股东信赖关系的角度，兼顾公司、转让股东、其他股东、优先权人及公司外第三人的利益。笔者尝试将合理权利对抗分为依法律规定认定的实然状态和可酌情认定的应然状态。
以章程自治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规定为商法中任意性规定，亦属授权性规定。股权优先权系法律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对股权自由处分权所作的必要限制，但法律允许公司内部通过自由协商的方式修改或排除第七十二条第三款关于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规定。
公司章程可分为原始章程和变更章程。原始章程系公司设立时经全体投资人同意制定的章程，以该一致同意的章程排除优先购买权自无异议。但对于能否通过变更章程排除优先购买权的效力，有学者认为，通过修改章程限制优先购买权的，亦须经股东一致同意方能有效。[14]就此，笔者认为一致同意原则的适用，可区分绝对性权利与相对性权利分别对待。
股权自由处分权因涉及股东收回投资并获取股权对价的重要经济利益，应为股东的绝对性权利，如允许采用多数决的表决原则禁止或限制股权的流通性，则可能会损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如章程规定，凡本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须经其他股东同意，否则不得转让；或章程排除了自由定价权利，规定凡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只能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由于前述规定均属于对绝对性股权自由处分权的限制，因此必须采用严格的一致同意原则，否则均不应产生效力。
相反，股权优先购买权作为相对性权利，应有所不同。首先，股权优先购买权是对股权自由处分权的法定限制，章程如排除其限制，系对股权自由处分权的扩张。其次，股权优先购买权对股权流通性的限制仅限于流通场域的限制，即要求拟转让股权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流向公司的其他股东，而该限制并不会对股权对价的经济效益产生得失增减的影响，因此不会侵害股东的利益。最后，股权优先购买权的保护对象是公司及继续留任公司的股东的权益，放弃法定股权优先购买权实际上是放弃在股权发生变动时对公司外第三人加入公司的预先审查权，人合性优先还是资合性优先是公司自身的经营判断，平衡点落于何处，斟酌决断的权力最终应属于公司。因此，对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不宜作一致性同意的扩张性解释，而应理解为无论是参与制定章程的投资者，还是其后进入公司的股东，都应当受到经有效表决程序确认的章程效力的约束。
转让股东以绝对同等条件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
优先权人应当以转让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订立的转让合同中的同等条件要求转让，当转让股东以绝对同等条件要求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时，应持宽松审核态度。一般而言，在转让股东与公司外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中都明确约定了价格条件，如转让股权的价款数额、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但对于其他非价格条件可能约定的较为笼统，尤其是合同的订立前期通常要经过长期磋商的过程，有些条件仅为口头约定未写入合同，或已经履行，此类条件包括承诺给予将来的商业利益，承诺免除债务等。一旦优先权人主张股权优先购买权，转让股东要求折算其他附加利益条件时，应在合理性限度要求内尽量尊重转让股东的意愿。这是因为，法律规定“同等条件”的目的在于维护出卖人的利益，限制先买权人的权利滥用。这样，第三人所提供的任何条件和机会，均是出卖人的利益所在，先买权人不能提供，就不符合同等条件。第三人提供的付款方式、其他附带利益能否以金钱来取代，应以出卖人的价值判断为主，并适当结合一般人的判断加以认定，而不能以先买权人的观念衡量。[15]
以股东会多数决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公司法设立股权优先权，其本意是在保障股权自由处分权的同时，防止不受欢迎的第三人进入公司，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但如发生本案情形，除甲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均同意转让股权给第三人，且在甲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后，公司要求以重新表决方式对抗优先权人的，应如何处理？
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不需履行股东会的决议程序，只需股东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征求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与此相配套，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删除了股东会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的职权，使得股东会享有的集中统一决策权转变为股东个体的分散个别同意权。[16]转让股东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公司外第三人，其他股东同意的，自然不能再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考虑到，当引入公司外第三人成为新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时，多数股东不仅会考虑自身对股权价格的承受能力，还会更多考虑引入第三人对公司将来经营发展的益处及将来股东收益回报的增值，从而决定是否放弃该先买权利。因此，一旦个别股东提出行使优先权，并可能在受让股权后会成为公司大股东并实际阻断第三人进入公司时，则可能会损害公司大多数股东的权益。此时公司要求以特别决议方式重新表决撤销原同意转让的决议或排除优先权的，从公司意思自治的角度考虑，原则上可予准许。但应持严格审查的态度，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至少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决议程序限制。重新表决的程序应以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修改章程的同等决议方式进行，由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只明确公司以章程自治的方式排除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因此参照该款规定，公司以重新表决的方式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其表决程序应同于修改章程的表决程序。在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依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该多数决为资本多数决。
2.决议动因限制。如公司外第三人受让股权时，向公司或公司股东承诺其将投入大笔资金用于发展公司业务，拓展公司经营规模，解决职工住房、职工工资、职工安置、发放退休养老金等问题，该承诺虽然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具有或然性的利益，但经股东审查认为第三人的承诺极具现实的可能性，而优先权人明显不具备该种资力或能力。基于公司利益考虑，其他股东希望第三人进入公司且据此排拒优先权人受让股权的，可准许公司以多数决方式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
3.决议时间限制。在具备前述两项要件的情形下，还需要额外考虑决议时间的因素。决议时间应发生在股权处分行为生效之前。如股权处分行为已经完成，第三人或优先权人已成为公司股东，则无再重新决议的必要。一旦处分行为生效，受让股东享有对公司的股东名册变更请求权。公司如拒绝作变更登记，则侵害了受让股东的股东权，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在优先权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后，且原公司章程未对股权转让作出另行规定的情况下，必须至少同时满足以上三项要件，才可认定股东会的多数决具有冲破法定优先权强制限制的对抗效力。在确认以股东会多数决对抗股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可能会产生两种表决结果，一是如本案情形，即决议撤销原同意转让的决议，由转让股东撤回转让意向，再回到原点重新竞价；另一种结果则是由公司指定的股东受让股权。[17]
如发生本案中转让股东在撤回转让意向以及解除其与第三人的原转让协议后，又重新定价将股权转让价格翻升数倍乃至数十倍，导致优先权人无承受能力达到同等条件，并因此丧失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时，法院应着重审查在后股权转让合同中价格变化的合理性，以及双方是否按照该转让价格实际履行，以确定该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而导致无效的情形。



注释:
[1]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版，第 74 页。
[2]王利明：“论债权请求权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08 年第 9 期。
关于当前狱内犯情的调查与思考
丹东市监狱 徐云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的极速发展，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带来巨大变化，社会上各种违法犯罪的类型、手段、涉案人群的结构等等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犯罪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的也会给狱内犯情带来变化。面对这种情况，积极开展狱内犯情的调查研究，对于预防和打击狱内重新犯罪，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具有直接的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通过调研活动，才能及时了解掌握狱内的犯情变化，把握罪犯反改造行为表现的特征和规律，使我们对犯情的动向随时做到心中有数，未动先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预防和打击重新犯罪，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
一、当前狱内犯情的基本特征
根据笔者一个时期以来的调查研究结果，经过初步分析归纳，当前狱内犯情的基本特征是：
（一）罪犯的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也使社会犯罪形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狱内，就是罪犯的结构和思想活动的日趋多元化。其中暴力型、智能型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犯罪形态，呈上升趋势。这些类型罪犯的行为和意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实施监管改造的过程中，其犯罪意识和反改造思想的顽劣性植根较深，更具有一定的攻击性、顽固性和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狱内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各种类型累惯犯、跨地区的流窜犯，他们的抗拒改造、暴力倾向、报复意识、凶残性以及残存的再犯罪意识，职务犯罪罪犯中不真心认罪、悔罪心理，部分罪犯变换各种方式、手段对抗改造的行为等等，给监管防范工作提出了新的严肃的课题。
（二）罪犯抗拒改造行为呈现多重性和复杂化的样式。随着形势的发展，罪犯结构的变化，抗拒改造行为表现日趋多重性和复杂化，出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1、隐蔽性。许多罪犯犯罪手段和预谋再犯罪手段更趋隐蔽，有的经过多次判刑和改造，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特别是一部分有余罪的罪犯，抱有蒙混和侥幸心理善于伪装。
2、敌对性。凡是抗拒改造的罪犯，其行为表现都具有敌对的性质，只是有的公开、有的隐蔽而已。他们以敌对的立场和态度对抗政府、干警，以至靠近政府的罪犯。
3、多样性。抗拒改造的多样性，主要是抗拒改造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有的是直接顶撞管教干警的教育；有的专门打击接受改造的罪犯；有的公开破坏监规纪律和改造秩序；有的抗拒劳动；有的预谋脱逃；有的采取隐蔽的形式暗地活动；还有的以伪装积极接受改造的表象，蒙骗他人伺机妄动等等。
4、顽固性。抗拒改造的顽固性，主要表现在反改造态度的一贯性和起伏性上。如有些罪犯在狱内多次喝酒、倒酒、赌博、私藏违禁品，尽管多次被惩处，仍然恶习不改，一犯再犯。个别的经过教育虽然似乎有所收敛，但过了一段时间，又重蹈覆辙，明显地表现出顽固性和起伏性的特点。
5、虚弱性。色厉内荏是抗改罪犯本质虚弱的共同特点。他们在进行抗改活动时，经常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因而常常采取孤注一掷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本质正是他们内心虚弱的表现。
（三）接受改造和抗拒改造矛盾心理的存在，在罪犯中具有普遍化的倾向。我国现行的刑罚执行，主要是通过监禁刑实现的，它是实现惩罚职能和改造职能的前提和条件。刑罚执行的基本过程是对罪犯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技能、培养劳动习惯、成为新人。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在监禁的条件下强迫劳动和教育改造。罪犯服刑前后天壤之别的变化和处遇，造成了他们接受改造和抗拒改造的矛盾心理。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条件下，更催化了这种矛盾心理的产生。调查结果显示，这种矛盾心理在罪犯中的存在已不是个别现象，越来越具有普遍化的倾向。同时这种矛盾心理的存在还具有它的两重性，它既是维护监管稳定的不利因素，同时它又给我们如何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进而实现监管秩序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只要我们认识和掌握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罪犯和罪犯亲属千方百计攀结关系、拉拢腐蚀管教干警，企图逃避改造倾向的严峻性呈现漫延势头。监狱在一定层面上是社会矛盾冲突和社会犯罪现象的交汇点，狱情状况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情、国情与犯情的影响和制约。由于社会大变革形成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格局，这种趋势的影响必然波及到监狱中两个互相对立统一的特殊群体。罪犯和罪犯亲属为了逃避惩罚和改造，为了在改造道路上走捷径，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在掌握一定权力的部门和人员身上打主意、下功夫。他们挖空心思的攀结各种关系，使用钱物打通关节，拉拢收买对他们来说的关键人物。于是就出现了人们匪夷所思的奇怪现象。小到选择改造岗位上的特殊照顾，计分考核上的关系分、人情分、照顾分、特殊分，行政奖励上的事实缩水；大到法定立功上通过侦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移花接木，减刑上使用金钱疏通关系，增加浮动期等等。这些情况绝非笔者的凭空捏造和臆想杜撰。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足以说明罪犯企图改造走捷径和逃避改造倾向的严峻性，这种情况有扩散和漫延的趋势。
二、当前狱内犯情的主要特点
当前影响狱内安全稳定的犯情表现形式，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发展变化，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的罪犯反改造行为特点，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其主要特点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
（一）狂暴型。这类反改造罪犯，自控能力差，心理活动外化，抗改意识明显地表现于行动，气焰嚣张、态度恶劣、无视监规纪律、顶撞干警、抗拒改造、蛮不讲理、行为粗野、不计后果，往往以发泄内心一时怨恨为快。他们的性格一般比较直率，思想易于偏激，抗改行为比较明显单一，容易受到孤立和制止。对这类罪犯的掌控应该是管教干警工作的重点。
（二）狡诈型。这类抗改罪犯，行动比较诡秘阴险，他们往往不直接出面，而采取在罪犯中教唆、拉拢、煽动等伎俩，玩弄“借刀杀人”的手段。他们善于看形势、观风向，在很多情况下扮演既教唆他犯反改造，又在危及自身时装出揭发检举的姿态，嫁祸于人、逃避罪责。他们攻击目标的指向，往往是靠近政府积极接受改造的罪犯，真正的意图是使政府的各项号召难以落实，对抗改造政策。这类罪犯一般年龄较大、经历复杂，有的在犯罪作案时，使用的手段就很狡诈，在犯罪团伙中往往是一些组织者和策划者。揭露和发现这类抗改罪犯，需要我们认真缜密的工作态度和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底。
（三）虚伪型。这类抗改罪犯的行为特点，是用表面的顺从、伪装来掩饰他们与政府的对立。他们很少在罪犯中招惹是非，希望其他罪犯闹事，但自己却尽力回避参与。这类罪犯的自控能力较强，文化和认知程度较高，理智使他们懂得政府的威力无法抗拒。“不吃眼前亏”是他们信奉的处事哲学，“出去再说”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而如何加强犯罪本质的改造，他们从来就没有这种考虑和需要。对这类罪犯真实面目的识别，需要我们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清醒的职业头脑。
（四）沉默型。这类抗改罪犯的特点，是并不掩饰自己反改造的思想观点，但从不表现在攻击性的行动上。对于政府的号召、干警的教育，无动于衷，经常以沉默来对抗。有的数月不说一句话，他犯抗拒改造的行为，他们从不介入，但反改造的态度却始终很顽固。由于这类罪犯并不害群，也很少惹事，因而在罪犯中常常显得孤僻安静。对于这类罪犯的存在，如何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往往得不到我们一些干警应有的重视。
（五）懒惰型。这类抗改罪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的厌恶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他们在劳动中经常借故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软磨硬泡。在监管生活中，床铺衣着经常弄得又脏又乱，却不主动整理，表现得既窝囊又不老实。逃避劳动的手段主要是装病，一不想劳动就发病，对周围他犯的批评、嘲讽视而不见，缺少自尊心、荣誉感、不知上进、得过且过、破罐破摔，有时在这类罪犯当中还经常出现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这类罪犯的行为表现往往使我们的一些管教干警感到很无奈。
（六）狱霸型。这类抗改罪犯的主要特点，就是上欺政府、下压群犯。这类罪犯他们表面上积极靠近政府、讨好干警，却不重视自己犯罪本质的改造，经常假借干警的名义，在罪犯中横行不轨，公开干着违反监规纪律的坏事。有的借故殴打他犯、勒索物品，稍遇不满和抵触就打击报复，在干警面前花言巧语，隐蔽真相，诬陷他犯，手段恶劣。有的耍弄伎俩，对干警投其所好，骗取信任，搜罗随从，拉拢一些追随者，在罪犯中称王称霸，使许多罪犯敢怒不敢言。这类罪犯的存在，严重的造成了政府与多数罪犯之间的阻隔，由于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办事能力较强，在分析排查罪犯中存在的问题时，能顺着干警的意图和心理讲出一些所谓的道理，甚至还能献计献策，拿出一些所谓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了解罪犯心理、熟悉罪犯情况，往往颠倒是非，为已所需添油加醋，混淆视听，达到泄私愤和制造混乱的目的。这类罪犯手段阴险毒辣，对要报复的对象冷酷无情、行为残忍，背着干警什么狠毒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们为达到早日摆脱改造生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他犯身上获得自己的所谓改造成绩。对这类罪犯的认识、了解和识别，往往是我们一些工作作风漂浮、心理浮躁，或者年轻、涉世不深干警的盲点。
（七）团伙型。这类抗改罪犯在狱内形成的团伙，除具有社会上一般犯罪团伙的特点外，还有自身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破坏作用，有明显的隐蔽性和危险性。是罪犯反改造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我们重点排查和打击的对象。狱内团伙的构成和形成特点，一般可分为帮派型、地域型、临时型、竞争型或自然型等。团伙成员中按照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可分为头目、骨干、随从三个层次。头目处于核心地位是团伙的统领和指挥者，骨干是团伙中的打手，也有一定的支配权，随从在团伙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参与团伙是为了免受欺压，依附性强。狱内团伙敌视政府的立场目标明确，抗拒改造的意识强烈，对监管改造的破坏性和腐蚀性大。他们暗中活动闹事、威胁同犯、敲诈勒索、传授教唆犯罪手法，行为诡秘，善于欺骗伪装，有些活动往往不容易被管教干警识破。
三、当前狱内犯情给我们的启示
上述狱内犯情的调研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监管形势、狱内犯情的发展变化，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的回答和解决。笔者认为正确答案，只能从《监狱法》所赋予的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中去寻找。这也是本文试图想要说明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角色定位。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和发展迅猛异常，世界变得使人眼花缭乱，但是，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职能没有变，也不会变。所以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应该从刑罚执行机关的主体地位出发，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坚定的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关于价值取向。尽管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刻影响着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日益明显，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却是越来越突出，作用更是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应该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出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修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份光荣职业的监狱人民警察。
（三）关于专业功底。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监狱的社会角色作用、刑罚执行方式、教育改造模式、罪犯的处遇管理等等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发展变化。但是，各种刑事罪犯与社会的敌对身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应该时刻以敏锐的嗅觉、专业的视角，洞察、审视我们面对的特殊群体，时刻保持应有的高度警惕，做到见微知著、未动先知。在这里，职业的敏感和专业的功底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职业警察的立身之本。
（四）关于调查研究。尽管我们应有的保障监狱安全稳定的各种防范措施、应急预案等等无一遗漏，应有尽有，甚至在制度设计上无懈可击。但是，我们且不可以用这样的不变，应对可能出现的万变，而应该时刻以专业的视角，把握犯情变化的细节，拓宽掌控全局的视野。
切记，我们在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必须舍得下苦功夫、下笨功夫，深入调查研究，随时掌握最新情况、搜集最新资料、了解最新动向，使自己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五）关于我们的主业。尽管我们对犯情分析排查的次数、内容和标准有严格的规定，但问题是，执行这个规定并不严格、规范，不仅分析排查的次数没有达到要求，更主要的是，一些押犯单位分析排查的质量并不高，基本是流于形式，从狱内发生的各种问题事后检查总结看，通过例行的分析排查活动，事先发现预知的甚少，多数都是在亡羊补牢，已有的教训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足够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究竟是执行制度规定的原因？还是工作态度、责任心的原因？或者是习惯已成自然理应如此？虽然不得而知且已知。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为搞好敌情排查工作，不仅是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是确保监管稳定的重要环节，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它都是我们的主业，我们都必须把它放在主业的位置上来对待。
（六）关于基础建设。尽管我们经过了集中进行的岗位大练兵和多次业务培训活动，但是，实际工作遇到的事实证明，我们一些干警的业务功底和专业基本功却变化甚微，有的连简单的询问笔录都做不好，对罪犯“四知道”的考核，个别干警更是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我们一些基层单位的各项基础工作，特别是有关犯情原始资料的收集、积累和熟知还仍然很薄弱。我们以这种不变的现状如何应对得了形势飞速发展变化所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
可见，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结构合理、管理科学、廉洁高效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实在是任重而道远，也是监狱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事实足以证明，解决好狱警问题是解决监狱发展建设的关键所在。要实现监狱的安全稳定更不能就稳定而抓稳定，监狱的安全稳定，说到底更需要较高的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来支撑。




二O一O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