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被告人的立功行为是否成立


被告人朱某因涉嫌贪污罪于2003年4月16日被泸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4月18日，朱某以书面的形式检举某粮食收储公司经理仲某与出纳陶某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并在检举材料中明确指明陶与仲之间相互勾结，对该公司租用的招待所帐务每年收入不低于8万元，而实际公布的收入只有2万元，其中必有隐情，请求市检察院查处。而泸州市检察院得到该检举材料以后，认为朱的举报简单，没有具体说明仲某等人的犯罪事实，而未予立案侦查。事后，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以其他人的举报线索于2003年5月27日对仲某、陶某立案侦查，经查证仲某、陶某涉嫌经济犯罪的金额为20多万元，且确有截留该公司招待所费用的犯罪行为，在侦查阶段已全部退赃归案。在审理朱某涉嫌贪污罪一案中，对朱某的检举行为是否视为立功表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朱某的检举比较简单，缺乏事实依据，而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是根据其他人的举报查出仲、陶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并非是根据朱某的举报线索所查获仲、陶二人的犯罪行为。因此，朱的检举行为与司法机关查清仲、陶二人经济犯罪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认定朱某有立功表现。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某检举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符合法律规定的立功的条件，朱某的检举行为应视为立功表现。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理由如下：
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犯罪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6日对处理自首和立功的具体应用作出司法解释，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都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五种情况中，只要构成其中一种情况，都符合立功的表现，即可以认定为具有立功表现。根据刑法该法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结合本案案情，我们分析本案朱某的立功特征有这样几点： 1、主体是犯罪分子，就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本案被告人朱某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时，是犯罪嫌疑人，符合立功的主体条件。2、所揭发、检举的行为，都是同犯罪密切相关，属于他人的犯罪行为，或者他人犯罪的重要线索。本案被告人朱某检举、揭发的是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且指明了是仲、陶二人在对本单位招待所管理费用及本单位的经济事务中的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说朱某检举、揭发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与其犯罪事实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绝非一般的违法违纪行为，同时，更是指他人的犯罪行为，绝非朱某本人的犯罪行为。3、揭发、检举的内容真实，对破案有效，其内容经查证属实，或者据以侦破其他犯罪案件。本案朱某揭发、检举的仲、陶二人在管理本单位招待所费用中涉嫌经济犯罪的内容，经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查证属实。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朱某是在2003年4月18日向泸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书面检举、揭发行为，也是在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以前，也就说是在国家司法机关尚未掌握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之前，朱某就作出了检举、揭发行为，如果泸州市检察院于4月18日得到朱某的检举、揭发材料后，就及时立案查处，查获仲、陶二人的经济犯罪，那么，朱某的检举揭发行为属于立功表现，也就没有争议。而本案引起争议的是，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查获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结果与朱某检举、揭发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定立功表现五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是，只要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就应当认定为立功表现，这一种情况的理解只要把握两点：一是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之前；二是犯罪分子所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这里的经查证属实并未作限制性的规定，无论是哪一个机关所查证属实，并不影响犯罪人所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行为属实的客观事实和客观现象，涉及本案中，虽然泸州市人民检察院未及时立案查获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而是由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在相距40余天以后，根据其他举报线索查获仲、陶二人经济犯罪的行为，作为泸州市人民检察院与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都是同属国家司法机关，朱某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在国家司法机关尚未掌握之前，并且经国家司法机关查证，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况属实，也就是朱某所检举、揭发仲、陶二人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属实。因此，就应当认定朱某的行为属于立功表现。
我国刑法对立功制度的设立，是刑罚制度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其目的是给予犯罪分子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是为更好地打击犯罪，减轻国家司法机关破案的压力和节省国家的资源，立功制度的设立，更侧重于犯罪人的主观动机，使其主观上认罪、悔罪，客观上确实具有悔改的表现形式。它与我国刑法制度中的自首制度一样，主要是调动犯罪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予犯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司法实践中，对自首与立功的适用均不宜过于严格，只要符合自首与立功的特征，就应体现刑法的指导思想，给予犯罪人一个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是我国刑法所倡导的法律精神。因此，本案中，朱某检举、揭发他人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可以视为立功表现。


林万泉 兰 平





追究违法审判责任若干问题分析

周 志 刚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各地法院开始试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后逐步在全国法院推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级法院施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从实践中运行的情况看，对增强审判人员的严肃执法意识和业务素质，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的某些规定比较原则和概括，不同的法院也还有认识不统一的地方，导致在执行中各行其是，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笔者在本文中试就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若干问题作些分析，求教于诸位同仁，并期望对正确理解和施行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有所裨益。
一、对二审改判后确认一审为错误裁判的是否应当追究责任？
在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规定了“监察部门应当从二审、审判监督中发现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的线索”，结合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追究责任的范围包括“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错误裁判的。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审、二审或是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能出现错误裁判。对于二审改判后确认一审为错误裁判的，应当追究一审办案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但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在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时，只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而不包括一审后上诉、抗诉的案件。部分审判人员甚至法院领导，思想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一审作出的裁判，如果出现了上诉、抗诉的情况，该裁判就没发生法律效力，没生效就无所谓对错，如果没有其他违反廉政纪律的行为，就不应该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由一审法院作出的错误裁判，虽然基于上诉、抗诉而没有生效，但毕竟有损于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设想一下，如果不对一审裁判错误的案件追究责任，那么将纵容一些法官随意乱判，枉法裁判者在钻空子后也可以轻易逃避追究，在一审程序中错误裁判的发生率将会大大增加。即使案件最后经二审改判了，但整个社会对法院一审裁判的正确性将普遍失去信任感，上诉、抗诉将成为家常便饭，当事人由于诉累增加将埋怨指责法院，二审法院也将不堪重负。故而，笔者认为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范围应当包括二审改判的案件，这有利于增强一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一审案件质量的提高，而最终结果是上诉率、抗诉率以及二审改判率的降低，这无疑是有助于树立司法公正形象的。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二审改判的案件均要追究责任。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则应当把握：第一，什么属于错误裁判，虽然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但依据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一般是指：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立案受理的，或者对依法不应当受理的案件予以立案受理的，或者违反法定管辖权受理案件的；刑事案件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由于定性错误或违反法定量刑幅度、法定情节导致处刑畸轻畸重的；民事、行政案件的主要事实失实，是非责任颠倒的；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处结果明显不当的；强迫当事人接受显失公正的调解协议，或者胁迫、诱使当事人撤诉的。一审案件因为有以上情形而被二审改判的，应当认定为是错误裁判。此外，对于因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而被发回重审的案件，一般也被视为错误裁判。不属于上述情形的二审改判，诸如刑事案件不改变刑事处罚而只是对罪名的变更、对被告人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的改判；民事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基于自由裁量权而在有关金额上的变更（最典型的如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改判），在当事人承担责任份额上的调整（如将三七开改成四六开或者二八开），这些不应当算错误裁判，也谈不上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第二，即使属于上述被认定为错误裁判的情形，也还有免除责任的例外。按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出现新的证据而改变裁判的；因国家法律的修订或者政策调整而改变裁判的；其他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同理，对于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案件，在追究违法审判责任时也应当按照上述两个原则来处理。
二、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怎样追究责任？
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主要表现为：审判人员主观臆断、盲目轻信或因对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认识分析能力不强等业务素质方面的原因，导致裁判错误，尽管主观上没有错判的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错误裁判结果的发生。最高法院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属于追究范围，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更是明确了“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很显然，如果对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不予追究，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审判人员主观上的故意较难判断，大家纷纷以过失为借口，逃避责任追究。故而，对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但是，又不能对所有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均追究责任，因为即使是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法官，也难以保证其作出的裁判百分之百地都正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的过失，在一定限度内应当予以豁免。因而，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两个办法中关于追究过失办理错案的责任限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是合理和恰当的。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个具体问题值得研究分析，这就是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有“因对法律、法规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的”，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的规定。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是一个界限并不很确定的概念，绝大多数的错误裁判均可能以此作为“挡箭牌”来推卸责任，造成最后无人负责的局面。对此，笔者的思考和建议是：第一，由于上述“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裁判错误的，应该属于“过失”的范畴，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诸如导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来无罪而被判有罪或者本来有罪而被判无罪，民事、行政审判以及执行的错案导致当事人或者案外人遭受财产权、人身权的损害，甚至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群众集体上访、闹事等，则应当按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的规定追究责任，给予有关审判人员以警告至记大过的纪律处分。第二，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按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的规定，不追究违法审判责任，免予纪律处分。但对于有的错误裁判，比如，在刑事案件中超过法定量刑幅度的判处（畸轻或畸重），在民事案件中将甲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判成乙方承担全部或明显主要责任（是非责任颠倒），因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程序违法而被发回重审的，如果均以“认识上的偏差”和未造成“严重后果”而免除审判人员的一切责任，则不利于审判人员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提高业务水平和审判质量，并且在加强监督、确保公正之声日盛的现实环境下，难免会遭至社会的非议。为此，可以制定诸如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有的又叫作案件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通过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对于因过失导致裁判错误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给予经济上的一定惩扣、取消当年评先（评优）和晋升资格、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等处罚，作为弥补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不足的一个配套措施，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三、对错误裁判经过怎样的程序来认定？
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确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的一般做法都是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来确认判决、裁定、决定是否错误（即是否属于错案），这一点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审判委员会只是进行“确认”的组织，它本身不可能去对每一起错案线索进行调查并提出是否属于错案的初步审查意见。哪么由谁来承担发现错案和进行初查的职责呢？根据违法审判责任办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是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违法审判线索的收集、对违法审判责任进行调查以及对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对案件是否属于错案的认定，对其他的违法审判情形（主要是指违反廉政纪律或违反审判工作纪律的情形），可以由监察部门来承担收集线索、初步调查的职责。但是如果涉及是否属于错案的认定，由于要对所有二审改判和再审改判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工作量不会小，加之专业性强，考虑到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少、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较之于审判业务庭薄弱的情况，由监察部门来认定裁判是否错误，要么力不从心，要么难以胜任。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各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应当配合监察部门的工作，及时将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违法审判线索通知监察部门，并提供有关材料”。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总结一些法院在推行案件质量评查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中的成功经验，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对二审改判和再审改判案件的定期评查工作，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包括是否属于错案以及造成错案的原因），由审判委员会定夺。对确认为错案的，由监察室依照最高法院两个办法审查有关审判人员是否具有违法审判的情形，提出追究责任的意见，虽然不够追究违法审判责任但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应当追究一定责任的，按照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案件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或者岗位目标责任制度予以追究，对不应当追究任何责任的情形，向有关审判业务庭和审判人员发出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书面意见。
笔者还建议，在确认错案过程中，作出认定和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办案人员的申辩，而不是仅仅限于在作出错案认定和责任处理决定后可以提出异议（复议）。有的法院已经尝试在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错案时，允许案件主审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参加，听取他们陈述理由，表明意见，通过“听证会”的形式来确认是否属于错案，体现了公开、民主的原则。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出现错误裁判时院长、庭长如何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院长、庭长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对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的错误不按照法定程序纠正，导致违法裁判的，院长、庭长、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有关人员均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出现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主管领导负有责任的，应当追究主管领导相应的责任。”对于上述规定，有的法院在执行中搞“普遍连带责任”，凡出现错案均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副庭长、庭长、分管副院长直至院长“一网打尽”。对未参与案件研究或者未审批案件法律文书的院、庭两级主管领导，因其下属的审判人员出错，也要体现一下责任，至少给予一定的经济惩扣。笔者对此并不赞成。对于最高法院两个办法相关规定的理解，我个人认为，院长、庭长等主管领导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限于参加了案件的研究（实践中可能是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也可能不是合议庭成员但主持或参与了案件的研究，还可能是作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对案件的研究），或者是对案件的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判决、裁定、决定以及采取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措施的法律文书）进行了审批。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形的，不应当以“管理失职”为由追究连带责任。在当前深化审判方式和审判组织的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能，赋予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较大权限的情况下，依据“权力与责任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伴随”的基本原则，更应坚持责任自负的原则，做到既不株连无辜，又不使确实负有责任的人员逃避追究。当然，究竟院长、庭长与合议庭、独任审判员之间的权力（权利）、职责如何划分，还有待于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来加以明确，期待最高法院能早日制订出相关的规定。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8314319536
电子邮箱：gxrmfy536@163.com